Source:
Reynolds, A. (2020). Geographies of purpose built student accommodation: Exclusivity, precarity and (im) mobility. Geography Compass, 14(11), e12543.
Rose, I., & Watt, P. (2025). “We are being squeezed out”: studentification, working-class displacement and resistance in Hulme, Manchester. City (London, England), 29(5–6), 888–923. https://doi.org/10.1080/13604813.2025.2576357
按：我每年都会经历住房危机（考虑到作为国际学生/移民所特有的流动性），也每年都会因此极其焦虑：我可以选择居住在手续简单，一站式服务的专业学生公寓（PBSA）或者社会公寓（BTR），但代价是几乎为0的住户权益和高昂的租金；也可以在本地租房市场上寻找“正常”的房子，但这意味着长时间精力付出以及愈发困难的行政手续（尤其是在2026年将实施的新法案后，没有英国担保人的租客将无法通过预付房租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信用，而似乎没有任何人、任何部门为这一问题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在这种系统性的困境中，我写下这篇文章。
象牙塔也要发展房地产
历史上，大学常力求将自身与日常城市生活区隔开并且成为科研与教学的圣地；但近年来，在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的旗帜下，大学正在被塑造成不仅仅位于城市内，而“应当属于城市”的机构（Perry and Wiewel 2005）。正如 Baldwin（2021）所论，大学越来越采用一种营利化的方式来对待其所在城市。这一转变由两项关键变革推动：一是高等教育公共补贴的削减，促使大学领导层拥抱房地产以期巩固财政；二是大学在后工业经济战略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Baldwin（2021）将这种纠缠描述为“大学-地产复合体”（UniverCity）的兴起：高校校园被重新想象为一种“有利可图且安全的城市愿景”。这两大关键趋势在英国同样明显。其一是自 2010 年以来尤其突出的高等教育市场化及公共补贴的削减。其二是大学在市政府应对去工业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作为向以知识与消费为核心的后工业经济有组织转型的一部分（Ley 1996；D. P. Smith 2005），这包括通过城市更新策略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英国北部城市的实践。
本文考察了学生化（studentification）如何成为一种流行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带来的影响，并且尤其关注于为学生专门建造的住房（purpose-built student accommodation，PBSA）。“学生化”最初被定义为由大量学生迁入导致的城市街区转型。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社会的普遍共识是学生宿舍应以牛剑学院式为模型，由政府拨款资助。然而，随着学生人数的增长和公共资助的减少，学生住房问题涉及了更广泛的市场参与者。最初，普通住宅被改造成“多人合租房屋”（Houses of Multiple Occupancy, HMOs）。随后，从 2000 年代中期开始，地方政府日益倾向于通过大规模开发PBSA来解决学生住房问题。学生化的特征包括：
1）既有居民数量减少，代之以来自白人中产阶级背景，尤其是就读于更具声望的精英“罗素集团”大学的学生；
2）家庭住房减少和HMOs、PBSA的估值上涨；
3）本地面向学生消费实践的服务（零售与休闲）相应增长。相比之下，以前面向本地居民的服务（例如托儿所、学校）则关闭；
4）以学生为主导的社区变成隔离的飞地，其特有的社会-空间特征使之成为一个独特且排斥性的“学生区”。
HMO意味着一个整体建筑被分割为多个房间，并且每个房间都单独出租给一个学生。其通常基于老式建筑改造，而非新建。
常见的HMO住房外观和一般住宅没有差异
在更广泛的语境中，学生化和大学城的概念和四个动态有关：首先，大学本身作为重要的城市经济与政治行为体，日益扮演企业化的角色。尤其通过其对地方住房市场的干预表现出来。其次，学生公寓开发越来越和金融化进程交织在一起，因为投资者开始远离商业部门（例如写字楼和零售），并且转向房地产中的“另类”投资，最显著的是通过“出租用公寓”（build-to-rent）等项目进入城市租赁市场。再次，以 PBSA 建筑为代表的城市景观日益凸显的物质存在带来了一个结果，即加速社会空间隔离的动态，并且让城市街区向校园蜕变。最后，主导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已不再是散户HMO房东，而是大学本身、私营开发商及金融机构。这一权力的移交解释了为什么在反学生化运动中，本地居民的抵制往往不针对学生个人，而是指向大学及与其勾连的、代表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的开发商。
大部分中国学生更加熟悉的宿舍是PBSA，通常基于对已有建筑的较大修改或者完全新建。通常由连锁公司运营。
曼彻斯特的案例
2011年，曼彻斯特城市大学（MMU）获准在胡尔姆建设新校区。自2007年起，MMU 便被纳入名为 “Corridor Manchester” 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联盟。该联盟由市议会、大学、NHS信托及房地产巨头 Bruntwood 组成，旨在通过科技与教育驱动后工业增长。冲突的导火索源于大学在富裕街区的开发受阻，转而对被污名化的（因此地价更低）廉租房街区进行“再开发”。
尽管市议会宣称这将带来“经济与社会机会”，但居民随后发现自己深陷骗局。在2013 年至 2018 年间，开发方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2013 年的方案拟建“3排联体住宅楼，每栋为四层共 17 套联排别墅，可提供 180 个床位”。到 2018 年，地块的床位数几乎增加了三倍，建筑高度也大幅提升，最高增加了约四倍。新的提案为“部分 6 层、部分 11 层和部分 16 层的建筑，共计491 间学生房间”。设计的变更令居民感到意外。第一，方案的高度被认为与该以低层建筑为主的区域格格不入。第二，新增 491 名学生对这一社区在犯罪、噪音和反社会行为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导致了本地居民和大学之间的信任破裂。
另一个在该街区的案例有关Church Inn酒吧所在地块如何被强行改造为PBSA。该酒吧自 1852 年起一直作为酒吧持续使用，直至 2016 年关闭，期间幸免于贫民区拆迁、轰炸以及 1970 年代和 1990 年代两轮重建。关闭后不久，该地块作为曼彻斯特房地产开发商 Urban Splash收购的一部分被收购。该地块直到 2018 年仍未开发，随后 Urban Splash 将其出售给伦敦的学生公寓专业开发商 Alumno。Alumno 集团在两年中，提出于该地建造一座 12 层楼的建筑，但遭到了居民和市议会的两次拒绝。然而，在大流行期间，市议会的规划委员会被暂停，取而代之的是由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市议会首席执行官组成的三人小组。在缺乏广泛民主监督的情况下，该小组以 2 比 1 的投票批准了开发。
“我们的现代生活”
PBSA 在胡尔姆的扩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洗衣店、社区商店、护理院和成人教育中心等社会再生产机构大面积流失，被清一色的大学关联建筑取代。
讽刺的是，这种“提高供给”的开发也并未惠及学生。当代的 PBSA 愈发趋向酒店化，其昂贵的租金旨在筛选“全球精英”，从而制造出一种排斥性的环境。如果一个申请学生贷款的学生希望住在PBSA式的宿舍中，那么其扣除房租后每月实际到手的钱只有250英镑甚至更少（学生贷款最高额度每年只有9672英镑，而每个学年的住房消费在7000镑以上）。相对的，被 PBSA 挤出市场的学生集中于低成本、退化的环境中，易受房东趁机涨租、诈骗和提供不达标居住条件的影响。2014 年在英国进行的研究发现，“76% 的学生在住宿条件方面存在问题（通常为霉菌、潮湿或冷凝），53% 曾遇到维修拖延，43% 在租期结束时被扣留部分押金（该群体中 75% 认为此举不合理）”（NUS，2014，见 Pegg，2018）。同时，越来越多的学生处于不安全的居住条件和不稳定的住房状态：由于无力承担PBSA，许多学生不得不一边在私人住房市场上争抢房源，一边不得不通过沙发寄宿或居住在应急住房、旅社、简易旅馆甚至帐篷中（Lightfoot, 2016）。
这些案例有助于理解“大学-地产复合体”如何打着“增加供给”的旗号，实则行侵占可负担住房存量之实。同时，这也有助于将我们的日常生活重新放置在一个新的语境中，即我们的生活如何成为了资本逻辑的重要一环。承认这一点并非为了制造无谓的负罪感，而是为了能够建立起一种批判性的认识：住房危机永远不会通过更多的投资而解决，它呼唤着更多的激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