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接执行被执行人赠与未成年子女房产的争议问题分析

根据《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主张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一方当事人，应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足以推翻不动产登记簿的证明力。司法实践中，只有在不涉及第三人利益、仅涉及登记权利人与“真实权利人”之间的物权权属争议时，才会拒绝赋予不动产登记绝对效力，而是采取实质性认定标准，通过审查基础事实或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真正权利人。这一情况主要适用于夫妻协议离婚案件中对赠与未成年子女之财产进行分割的情况，若离婚协议把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作为夫妻财产分割的，法院通过会结合购房时间、款项支付情况、购买后的使用情况以及当事人的举证情况等，综合判断夫妻购房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仅在涉及不动产登记对内效力的情况下，才采取实质性认定标准；而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不动产的公示公信效力足以对抗第三人，法院一般不再通过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认定“实际权利人”的问题。

与传统家庭财产制不同的是，现行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即婚后所得共同制）在一个家庭内部只认可夫妻对财产的所有权，而排除了其他家庭成员对财产的共有权。[2] 我国法律明确的夫妻共同财产制，旨在调整夫妻财产关系，保护夫妻的合法权利和财产利益，维护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并保障夫妻与第三人交易安全。[3] 除了法定为夫妻共同所有之外的财产，仍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而未成年人虽为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其仍可以通过继承、赠与或自身劳动等获得自己的私有财产，并受《宪法》保护的。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民法典》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父母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外，不得处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因此，在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情况下，父母有经营管理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权利，如若父母抵押、经营不当，则构成未成年子女财产权益的侵犯，但该情形并不能产生否定抵押登记的效力。

因此，在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赠与有效的情形下，依法办理的权属登记应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在房产购买、登记时间早于案涉债务形成时间的情况下，不能仅以未成年子女没有收入来源、实际由父母出资购买为由，否定不动产登记之公示公信效力，认定为可供执行的家庭共有财产。

首先，此时的申请执行人并不满足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要件。《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规定，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具体而言，债务人作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赠与属于无偿处分的行为，若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在债务人实施无偿处分行为之前已经有效存在，则赠与影响债权人到期债权的实现，此时无论是否办理过户登记，债权人均可以主张撤销权。但是如果债务人实施无偿处分行为时，则该赠与行为不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权人亦不享有撤销权。[4] 

那么，未成年子女是否能以其对不动产享有物权期待权或物权请求权，该物权期待权或请求权应优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为由，通过案外人异议、异议之诉排除对案涉房产的执行呢？

笔者认为，未成年子女以此为由申请案外人异议的，无法排除执行。根据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以下简称第二十七条）：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即在执行异议程序中，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才能对抗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排除执行。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除外情况，比如异议复议规定的第28～3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2条等[5] ，但是未成年子女作为受赠人不属于第28-30条限定的买受人或者办理了预告登记的房屋受让人，也没有其他明确的法律规定其权利主张足以排除债权人对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因此，在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况下，未成年子女通过执行异议程序排除执行的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而在异议之诉案件中，该主张得到部分法院的支持。在（2021）赣10民终601号案件中，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接受了其父母赠与的房产，自然有权要求其父母将案涉房产过户登记其名下。案涉房屋虽还是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但被执行人在与前夫离婚时就已放弃案涉房屋的分割并将案涉房屋赠与了案外人，因案外人在接受其父母赠与的房产时尚未成年，故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提出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原因是因为未成年的辩解，符合情理，一审法院对该辩解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被执行人自离婚后对案涉房屋不再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且案涉房屋的赠与人被执行人及其前夫自始至终并没有撤销赠与。二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调解书导致物权变更的，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涉案房产就发生确权效力，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涉案调解书已经生效并无异议，故涉案房产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已经将所有权变更至案外人名下，一审法院不得执行案外人所有的房产。申请执行人认为该调解书并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采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此笔者认为，若仅从理论层面分析，以物权请求权或物权期待权为由排除执行稍显薄弱。首先，物权期待权的优越性在于“期待人拥有法律上被保障的地位且这一地位不会再被转让人通过单方面行为而破坏或者对于期待人来说是不能够被剥夺的”[6] ，即期待权人虽未取得该物权，但是法律已经明确其权利足以对抗第三人。[7] 但是赠与合同的受赠人明显不能拥有这样“不能被剥夺的”权利，《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即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若存在前述债务人在债务形成之后为逃避执行而赠与财产的，债权人也可以直接行使撤销权，因此，受赠人享有的不是足以优于担保物权优先受偿的物权期待权。其次，赠与合同作为诺成性合同，并不以办理房屋过户登记为生效要件，合同生效无法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未成年子女也无法主张所有权人所享有的物权请求权。[8] 

但在个案中，情况要复杂很多，若结合案件情况综合考量，也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值得关注。《人民司法·案例》2025.6（总第1055期）评析的（2023）渝01民再17号案，首先论述了“离婚协议约定将夫妻共有房屋赠与子女、未办理过户登记的，离婚后房屋名义登记人因个人债务导致约定房屋被强制执行，受赠子女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能否获得支持”的情况在实践中存在的争议。并明确：（1）对于离婚协议约定权属归属能否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学界普遍持否定意见。司法实践中，无论最终裁判结果是否认为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均认为离婚协议对于权属的约定不能直接产生物权变动效力。（2）对于受赠子女对约定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类型问题，有变更所有权登记请求权和物权期待权之争。变更所有权登记请求权也好，物权期待权也罢，都是一种债权。目前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物权期待权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护弱者、保障生存权的考虑。对受赠子女的居住权予以保护，也符合物权期待权的初衷。

但具体到（2023）渝01民再17号案件，夫妻通过离婚协议将不动产赠与给未成年子女，且未办理过户登记，子女请求排除执行，一二审法院均予以驳回，后该案经高院指定二审法院再审，再审法院支持了受赠子女排除执行的请求。在评析中，对该案判决排除执行的综合考量因素进行了梳理：

• 夫妻无逃避债务的故意。具体而言，离婚协议形成且备案的时间在申请执行人债务形成之前；离婚协议的内容大致公平。

• 执行债权为普通金钱债权。首先，目前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除建筑工程价款、房屋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可以排除抵押权的强制执行外，案外人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债权均为普通金钱债权。依照《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不动产买受人的期待权能够排除的限于“金钱债权执行”。如若申请执行人和案外人享有的都是物之交付请求权，则对二者的权利地位难以做出区分，恐不能简单得出案外人的物权期待权优先的结论。其次，排除强制执行的债权不宜扩大范围。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实现实质公平正义的需要，要对离婚协议约定的所有权人赋予案外人异议权。但支持案外人的异议须严格掌握条件，如果此种情况下案外人异议成立的条件过于宽松，恐会对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和物权公示公信力形成冲击。回归本案，申请执行人系基于民间借贷纠纷申请执行，且不存在担保，因此是普通金钱债权。

• 其他条件。首先，受赠子女对房屋未及时变更权属登记无主观过错，这一要求类似于《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第(4)项所规定的“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其次，受赠子女在涉案房屋被查封前客观上已合法占有。具体而言，其一，不动产被查封后，被执行人擅自转移房产的占有的行为，属于逃避执行，甚至有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因此，肯定不能对抗申请执行人。其二，出于保障受赠子女居住权的考虑，需受赠子女在查封前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其三，占有不动产也是一种公示方法。

• 支持受赠子女排除涉案房屋强制执行的补强条件。除了上述的主客观条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唯一住房、受赠子女及其直接抚养人的经济、身体状况等，统一称为“补强性条件”。该案中案外人及其父亲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中，且是二人唯一住房。该案的执行中，涉案房屋并非唯一被查封的财产，还有其他财产被查封，申请执行人通过其他财产的变现金额受偿的债权金额已超过债权本金，其利益并未因涉案房屋未变现而明显受损。相较之下，案外人明显处于弱者地位，应给予保护。[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