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房改开始的时候，很多父母都收到了单位的通知，可以贷款买房。他们算了一笔账：月供占工资的一半，还要背上二十年的债，太冒险了。20年后的人们捶胸顿足地说，当初要是咬咬牙的话，现在至少多一套房子。
2003年淘宝刚刚上线的时候，就有朋友建议父母做淘宝网的生意。网上购物可以吗？谁相信呢，骗子很多。后来看到邻居的孩子通过电商赚钱了，就后悔当初没有试一试。
2022年11月ChatGPT发布，两个月用户就突破了一亿。朋友圈里到处都是“AI要取代XX行业的说法”。轮到我们自己来做决定了——要不要去学习一下AI工具呢？是否需要转行？有没有投资相关的项目可以考虑一下？心里蹦出来的想法跟二十年前父母说的一样：
- 这个东西可靠吗？
- 我能学会吗？
- 万一是个泡沫的话怎么办？
两代人对红利的迟疑，
并非由于世代不同所造成的，而只是因为同样的思维定式在起作用。
行为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发现：人对于确定的收益和不确定的损失，反应是完全不对称的。
失去一百块钱所造成的痛苦，大概需要赚两百五十块钱来弥补。
这就是损失厌恶
——它使我们在面对未知的机会的时候，自然地选择不去行动。当年父母不买房，并不是看不到房价会涨，而是担心万一跌了还不起贷款怎么办。今天我们不做AI投入，不是不知道AI可以改变行业，而是怕学了用不上、投资打水漂、转行丢掉现有的饭碗。
更隐蔽的陷阱就是确定性效应。当面对的是一个有风险但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机会（例如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的职业飞跃），以及一个虽然稳定但是平淡无奇的工作岗位时，大脑就会自动给现状打上折扣。父母当年的“房贷压力”是确定的痛苦，“房价上涨”则是不确定的快乐，因此他们选择了不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学习成本是有形的时间和精力消耗，而AI红利却是未来模糊不清的好处，所以选择等待观望。
社会比较使这种痛苦被放大了。看到别人靠早期买房翻身或者同龄人借着AI风口拿到高薪的时候，就会后悔。但是后悔是事后聪明，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和父母的大脑运行的是同一个程序：对于未知感到害怕，对损失敏感，对现状依赖。
当然也有人抓住了红利。虽然也有犹豫，但是采用的是另一种决策方式。比如把大的目标拆分成小的实验，先花几天时间学习一个AI工具，而不是直接裸辞转行；先用一部分闲钱买房子，而不是全部卖掉自己的一切。他们不是赌徒，而是以“如果能承受得住的话就值得一试”来应对不确定性的。
幸存者偏差使得媒体更愿意报道那些成功的案例，
好像他们当年就很有眼光一样。但是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态度而不是智力，也就是对于风险的控制或者说是对自身的恐惧。
理解这一点，并非是出于对父母或者自己的宽容。是在下一次人工智能级别出现的时候，在你心里低语：是由于你内心的损失厌恶导致的呢，还是因为真正的风险评估造成的？如果前一种情况成立的话，那么你可以做些什么来使自己向前发展一步。
毕竟二十年之后，下一位年轻一代的人回头再看我们的时候，也会提出同样的疑问：既然已经清楚地知道人工智能将会改变一切，那么为什么还会选择原地不动呢？
10个月宝宝每天需要喝多少奶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