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992，那一场“春天的故事”
咱上回书说到，那年头聊城人住的是土坯房、筒子楼，一家三代挤在一张炕上。丈母娘相女婿不看房，看水缸——也不是不想看房，是压根儿就没房可看。
可这世道啊，说变就变了。
变，是从一张告示开始的。
一、衙门口贴了张纸
1992年秋天的事儿了。
九月里的一天，聊城老城里的人们照旧过着日子。运河边的女人们蹲在石阶上捶衣裳，棒槌起起落落，水花溅了一脸。古城墙根底下，几个老爷子蹲在墙根儿打盹儿，日头晒得暖洋洋的，眼皮都抬不起来。街面上卖糖葫芦的、修鞋的、补锅的，各自吆喝着各自的买卖。
没人觉得这天跟昨天有啥不一样。
可就在这天上午，聊城地区行署的大门口，贴出了一张告示。
起初没人注意。红纸黑字，贴在告示栏里，跟往常那些什么“节约用水”“计划生育”的告示差不多。可渐渐地，有人围了上去。
“写的啥？”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中年人踮着脚往里头看。
“好像……跟房子有关。”
“房子？房子咋了？”
就这么一句“房子咋了”，引来了一帮人。
识字的老会计被推到前头，眯着眼逐字逐句地念。告示不长，可里头有几个词儿，大伙儿听着新鲜——“推行公积金”“出售公有住房”“住房商品化”。
老会计念到“出售”两个字的时候，顿了顿，回过头来看着大伙儿，自己也一脸糊涂：“这上头说，公家的房子，要卖给个人？”
人群一下子就炸了。
“公家的房子卖给个人？那还是公家的吗？”
“卖了以后谁管修？房顶漏了谁掏钱？”
“咱们住的这房，不都是单位分的吗？咋还能卖？”
七嘴八舌，嗡嗡的像炸了窝的蜜蜂。
老会计又往下念：“……售房款……一次付清的……给予优惠……分期付款的……首期不得低于售价的百分之三十……”
他念一句，人群里“嗡”一声。
“百分之三十？一套房好几千块，百分之三十就是上千块！我上哪儿弄去？”
“不是说公家分房吗？咋又要自己掏钱了？”
“这玩意儿……能信？”
有个老大爷最后说了句实在话，大伙儿都不吭声了。老大爷说：“我活了六十多年，头一回听说房子还能买卖。这事儿邪乎。”
其实啊，这事儿一点都不邪乎。这是大势——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大潮，终于卷到聊城了。
就在那张告示贴出来的前后脚，省里的房改方案也批下来了。方案里头写得明白：住房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改变公房低租金制度，将现行的实物福利制度逐步改变为商品货币制度，由住户通过商品交换，取得住房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话是文绉绉的，翻译过来就一句大白话——往后房子不白给了，得自己掏钱买。
消息传开，聊城人反应不一。年轻人觉得新鲜，跃跃欲试；上了岁数的直摇头，说“这不是胡闹吗”；机关干部最纠结，一方面觉得分房的老规矩要变，一方面又怕错过了啥机会。
可不管大伙儿咋想，这趟车，已经开动了。
二、康周和他的三百万
就在告示贴出来前后脚的功夫，聊城地区行署里头，有一个消息在悄悄流传——上头批了个公司，专门搞房地产开发。
这个公司叫“聊城地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您别看“总公司”三个字挺唬人，其实那时候它还只是个名头。但名头再小，它也是个“头”——这是聊城历史上头一个专门搞房地产开发的公司。
关于这家公司，后来的资料上就这么几行字：1992年9月获批成立，登记为国有企业，组建单位是山东省聊城地区城乡建设委员会，注册资本三百万元，法定代表人是康周。
三百万。
搁现在，三百万在聊城好地段也就买套大点的房子。可那是1992年。那年头，聊城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一百来块钱。三百万是什么概念？您自个儿算吧。
钱是死的，人是活的。比钱更重要的是康周这个人——他后来成了聊城房地产江湖上绕不开的名字。
可那会儿，没几个人知道他。大伙儿只听说，上头来了个人，要带着一帮人，在聊城盖房子、卖房子。有人打听康周是哪儿来的，干什么的，可谁也说不清楚。那年代的聊城，信息不像现在这么灵通，一个陌生人来聊城干这么大一件事，搁在谁身上都得琢磨琢磨。
但康周这个人，似乎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当代集团（就是这家公司的后身）在聊城盖了湖北小区、铁塔商城、凤凰新城、当代国际广场……一个又一个地标拔地而起，把聊城的城市面貌一点点改写。
可在那时候，一切才刚刚开始。康周和他那三百万，就像一粒种子，埋进了聊城这片土地里。谁也不知道它能长成什么样——是棵歪脖子树，还是棵参天大树。
三、老聂和她的五六个人
同一年的聊城，还有一个人，也在悄悄干着一件跟房子有关的事儿。
她叫聂金华。
1976年，十七岁的聂金华高中毕业，进了聊城市第四建筑公司，当了一名合同制工人。搬砖、和泥、看图纸、跑工地，啥都干过。干了十几年，熬到了经营科科长。
1992年，聊城市电力办公室要组建一个建筑公司，叫“聊城市电力建筑工程公司”，聂金华被调过去当副总经理。
说是副总经理，其实啥都没有。钱？不到一千块。人？加上她，满打满算五六个人。
五六个人，不到一千块钱，这公司能干啥？可聂金华就是干起来了。没有工程，她就一家一家单位去跑。人家盖办公楼，她拿着图纸一遍一遍改，改了送、送了改，不知跑了多少趟，终于把活儿拿下来了。后来她回忆说：“没有压力是假的，但为了能把公司做大做强，再苦再累也值了。”
她这股子劲儿，跟康周那三百万，其实是一个道理——那年头，能看懂房地产这盘棋的人不多，但看懂了的人，没有一个犹豫的。
后来的故事呢？聂金华的公司越做越大，又成立了精诚房地产开发公司，连续好几年被评为聊城市“十佳建筑企业”。这是后话，咱先按下不表。
四、老百姓的算盘
衙门贴了告示，公司也成立了，可老百姓心里那本账，还得慢慢算。
咱们先看看1992年聊城老百姓的工资是个啥水平。
那会儿聊城一个普通职工，一个月工资加补贴，撑死了不到一百五十块钱。两口子都上班，一个月加起来三百来块。刨去吃喝、穿衣、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一个月能攒下三四十块，就算会过日子了。
那房子啥价呢？
按当时的算法，一套五六十平米的两居室公房，标准价算下来，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几千块，对于一个月攒三四十块的家庭来说，是什么概念？
咱算笔账：一个月攒四十，一年四百八，攒够五千块，得十多年。这十多年里头，还不能生病、不能送礼、不能添置大件——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绝大多数聊城人的反应是：看热闹。
“卖房？你卖你的，我不买。”
“咱有公家分的房住着，一个月就交几块钱房租，我花几千块买它干啥？”
“再说了，买了以后，万一政策变了，这钱不是打水漂了吗？”
这些话，现在听着可笑，可在当年，没有一个人觉得可笑。因为“住房是福利”这件事，已经在老百姓脑子里扎根了四十多年。你让他们一夜之间相信“房子是商品”，比让一个信佛的人改信基督还难。
据说当年推行房改时阻力极大。有一回开会，提出“售租建并举，以售为主”，底下一帮房管局长面面相觑，有人直接站起来问：“房子都卖了，我们干什么？”
连管房子的人都这么想，你让老百姓咋想？
还有件事儿——当年动员一位即将退休的市委副书记带头买房。老书记党性挺强，同意了，算下来要花两万多块，把存折里的钱全取出来买了。结果没过几天，有人说这是“搞私有化”，要批判。上头又动员老书记把房子退了。老书记说：“我存折里本来是定期存款，你们让我买房，我取了，利息损失谁补？”
连市委副书记买房都这么波折，普通老百姓谁敢轻易掏钱？
可话又说回来，啥事儿都有第一个吃螃蟹的。
聊城也有胆大的。
运河边住着一位老船工，姓刘，那年五十多了。他在运河上摇了三十多年船，攒了一辈子钱，存折上拢共不到五千块。听说公房可以买了，他回家跟老伴商量了一宿。
老伴说：“咱住这土坯房几十年了，下雨就漏，你又不是不知道。要是真能买套公家的砖房，漏了有人修，咱这辈子也算值了。”
老刘第二天就去了房管所。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只是出了政策，具体的房还没开始卖呢。
老刘回来跟邻居说：“我等。政策出了，迟早能买到。”
邻居笑话他：“你傻不傻？公家分的房子住着不好吗？非得自己掏钱？”
老刘说：“你不懂。分来的东西，终究是别人的。买来的，才是自己的。”
这话，搁在1992年的聊城，没几个人能听懂。可后来的事儿证明，老刘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明白人”。
五、历史拐了个弯
1992年，对于聊城，对于山东，对于整个中国，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的春天，有一场重要讲话，把改革开放的油门一脚踩到底。这一年的秋天，党的十四大召开，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年的十月，省里的房改方案批下来了。
三件大事，像三块石头砸进了同一片水里。涟漪一圈套一圈，最后搅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
聊城人还不知道，就在他们围着告示栏议论纷纷的时候，一场彻底改变他们居住方式的大变革，已经悄悄拉开了帷幕。
这场变革，从1992年的这张告示开始，到后来福利分房制度正式终结，再到两千年代商品房全面开花，前后折腾了十来年。这十来年里，有人倾家荡产，有人一夜暴富；有人骂娘，有人偷笑；有人守着公家的房子不肯挪窝，有人背着贷款也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
这十来年的故事，比茶馆里说书的讲的任何一出大戏都精彩。
可这一切，都还是后话。
此时此刻，1992年深秋的聊城，运河的水照旧流着，古城墙上晒日头的老爷子照旧打着盹，卖糖葫芦的照旧吆喝着。唯一不同的是，行署门口那张红纸黑字的告示，已经被风吹得卷了边儿。
可它还在那儿。
它像一道门，门这边是“分房”的老日子，门那边是“买房”的新世界。
聊城人站在门口，探头往里看。
有人犹豫，有人害怕，有人跃跃欲试，有人嗤之以鼻。
但不管怎么着，这扇门，已经开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下回预告：第三章《湖北小区——聊城第一个"样板间"》。头一批商品房盖起来了，头一批买房的人下决心了。那"第一个吃螃蟹"的滋味，到底是香是腥？咱们下回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