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沉寂了几年的话题——负扣税(negativegearing),又被重新摆上了桌面。
最近的风向很明显。政府内部消息透露,财政部正在研究对投资房数量设置上限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未来投资者可以负扣税的房产数量,可能会被“封顶”。
与此同时,50%资本利得税折扣(capitalgainstaxdiscount)也在被重新评估。
虽然财长JimChalmers在公开场合依然强调“没有做出决定”,但他也没有再像过去那样明确排除改革可能性。这种“不否认”的态度,本身就是信号。

为什么现在又谈这个?背景很清楚——住房负担能力问题越来越尖锐。
房价涨了二十多年,工资却没跟上。年轻人越来越难进入市场,而投资者却可以通过负扣税和资本利得折扣获得税务优势。
简单复习一下这两个机制:负扣税是指,当房租收入低于持有成本(利息、维护费、地税等)时,投资者可以把亏损部分抵扣个人其他收入,从而减少应缴税款。
资本利得税折扣则允许持有资产超过12个月后出售时,只对50%的增值部分征税。
这两项政策叠加,被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ATO数据,在2021-22年度,约95万人处于负扣税状态。议会预算办公室估算,仅负扣税在2024-25年度带来的财政收入损失约为69亿澳元,资本利得税折扣则约为54亿澳元。
这不是小数字。对于一个正在寻找财政空间的政府来说,这是绕不开的话题。更关键的是政治环境。
2019年,工党曾试图改革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结果在选举中遭遇强烈反击。那场失败给党内留下了阴影。
但现在情况不同。选民结构更年轻,住房焦虑更普遍。工党在议会中拥有更大的多数优势,反对党联盟状态并不稳固。
部分自由党人士甚至开始主张改革方向,比如限制现有住宅的负扣税数量,同时鼓励新建住宅投资。

这说明什么?说明讨论的空间,比过去更大了。
当然,反对声音也已经出现。反对党认为,一旦限制负扣税,房东可能会通过提高租金来转嫁成本。
这是老争论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改革发生,会怎么改?
一种可能是对“现有住宅”设置负扣税数量上限,比如每个投资者只能对一套现房进行负扣税,而对新建住宅给予更宽松待遇。这种做法试图把投资资金引导到新增供给,而不是推高存量房价格。
另一种可能是缩减资本利得税折扣比例,例如从50%降至更低水平。
目前政府内部普遍认为,资本利得税改革的概率可能高于直接触碰负扣税。但两者都在建模研究中。
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策不确定性在上升。
如果限制发生,短期内可能影响投资者情绪,特别是持有多套投资物业的人群。长期来看,市场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投资更倾向于新房项目,而非二手房。
对于首次置业者来说,这可能被视为一次“再平衡”的机会。

但别忘了,房价上涨的因素并不只有税收政策。供给短缺、人口增长、高移民水平同样是关键变量。
负扣税是工具之一,但不是全部答案。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会不会改”,而是“怎么改”。
5月预算案之前,这场关于代际公平与住房市场结构的讨论,恐怕只会越来越热。
房地产,在澳洲从来不仅仅是资产。它也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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