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报2026年3月23日报道，《法治日报》记者走进上海市长宁区法院，采访该案审判长王飞及主审法官徐莉，还原这起离奇财产纠纷案的来龙去脉，且看法官该如何断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下称“长宁法院”）综合审判庭法官徐莉第三次在法庭上见到李琳（化名）时，对方拿出一本房产证，上面赫然写着“李琳，99%产权份额”。
此次起诉，李琳要求分割房产，一分都不能少。
被告席上，比李琳小13岁的前夫刘亮（化名）显得手足无措，一时不知如何辩驳。
这是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李琳第一次起诉离婚时，双方刚分居三个月，因刘亮不同意离婚，且双方不符合法定离婚条件，法院判决不予离婚。
一年后，李琳再次起诉，态度坚决，刘亮见婚姻已无法挽回，最终同意调解离婚，双方婚姻关系正式解除。而两次离婚诉讼中，李琳只字未提财产分割。
谁承想，双方婚姻关系刚解除，李琳就第三次将刘亮诉至法院。
一次始于“顺风车” 的闪婚
2018年3月，36岁的李琳与23岁的刘亮因搭乘“顺风车”相识。李琳从事房地产相关工作，离异后带着一个女儿；刘亮刚退伍不久，在证券公司做销售，未婚。相识一个月后，两人确立恋爱关系。
2019年1月，他们登记结婚，从初次相遇到领证，不过10个月，其间双方父母未曾见面，也未举办婚礼。
婚后初期，两人仍各自住在父母家中，未共同生活。 刘亮父母是收入不高的普通职工，多年前老宅拆迁分得的两套房屋是家庭主要财产。其中小的一套对外出租，补贴家用；大的一套当时价值近千万，一直登记在刘亮和父母三人名下，全家居住于此。
婚后，李琳提出，自己的孩子想就读更好的学校，需要将户口迁入刘亮家，最好能在房产中占有份额。刘亮真心对待这段感情，对李琳的女儿也十分疼爱，便劝说父母先把房产过户给自己。父母一开始不同意，刘亮便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劝服了他们。
2019年7月13日，刘亮父母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下称：不动产登记中心）签署赠与合同，将名下产权份额赠与刘亮。
四天后，刘亮又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李琳再次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将99%份额登记在李琳名下，自己仅留1%。
刘亮在庭审中坦言，当时在不动产登记中心被问及产权比例，他未及深思，但为了“表忠心”，一时冲动做出了决定。
然而，这段始于偶遇的婚姻，并未持续太久。2019年年底，双方在外租房正式共同生活，仅六个月后便分居。离婚后不到半年，李琳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第三次将刘亮诉至法院，要求按登记比例分割房产。
一场刺破“登记表象” 的探源
“这个案子太反常了。”徐莉回忆，第三次诉讼时，李琳的态度异常强硬，完全不像普通婚姻案件中尚有情感牵绊的当事人。
更让人生疑的是，她第一次起诉离婚时不提财产，第二次起诉仍不提，离婚后才单独起诉，似乎是在刻意规避财产问题，先快速解除婚姻关系，再回过头来追索财产。
“一般来讲，夫妻离婚时基于曾经的感情基础，财产分割多有协商空间，但李琳全程只谈财产、不谈感情。”徐莉说。
摆在法官面前的现实难题是：房产证上确实写着李琳占99%份额。她能拿走这套价值近千万元的房产吗？
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恰好对类似情形作出了规定。尽管该解释尚未生效，但作为对民法典的进一步阐释和细化，所体现的价值指引和导向，为合议庭的审理思路提供了重要方向。
合议庭认为，本案完全可以在民法典现有规定的框架内寻求答案。审判长王飞提出了关键思路，他指出，要刺破物权登记的表象，回归法律本质。
民法典第220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这表明房产登记本身不是确定房屋产权的唯一或不可改变的依据，它只是一种权利证明或表征。
例如，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房产，即便只登记在一方名下，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王飞进一步指出，民法典第1065条明确夫妻财产“约定应当采用书面方式”，其立法本意是夫妻财产归属安排，需是双方充分协商、慎重考虑后的真实合意，而非一时冲动或未经深思的行为。
本案中，刘亮将房屋产权的99%份额转给李琳，既没有正式的书面约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就房产比例进行过充分协商。因此，不能将房产登记的比例当然认定为是双方协商之后的合意。
针对李琳提出的“99%产权份额已经完成赠与”这一抗辩理由，王飞指出，夫妻间的赠与不同于普通商事交易，往往是基于对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期待，属于附有目的的特殊赠与，不能抛开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规定而直接适用一般赠与合同规则。
一项“回归婚姻本质”的裁决
既然不动产登记比例不能直接作为分割依据，那么李琳究竟应获得多少？合议庭从多个核心维度进行了综合考量。
从房屋来源来看，该房产是刘亮父母老宅拆迁所得，刘亮当年仅11岁，对该房屋无任何贡献，李琳更是毫无贡献，若让其拿走99%，意味着刘亮的父母作为这套房产的原产权人、价值最大的贡献者，很可能丧失栖身之所。这对年迈的老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从婚姻关系存续时间来看，双方婚姻关系虽持续约三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仅六个月左右，闪婚闪离，无婚礼，无共同子女，短短数月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元房产，利益失衡明显。
从公平合理性来看，李琳年长刘亮13岁，从事房地产领域工作，社会经验丰富。在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时，她明知房屋来源，却未与刘亮的父母做任何沟通，也未提醒刘亮慎重考虑。而刘亮的赠与虽有冲动成分，但也是出于对李琳及其女儿的善意。因善意行为导致离婚时遭受巨大损失显然不公平，亦不合理。
从双方过错来看，并无证据证明是一方过错导致离婚，也不存在需要特别考虑照顾子女和女方的情形，李琳亦未就此提出主张。
同时，合议庭也考虑到，刘亮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行为承担相应责任，赔偿李琳的信赖利益损失，李琳为办理房产变更缴纳11.9万余元税费，且双方共同生活六个月，这些在裁决时均应予以考虑。
综上，长宁法院一审判决：案涉房产归刘亮所有，刘亮需向李琳支付房屋折价款50万元，李琳需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判决作出后，李琳不服，提起上诉。
2025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正式施行，为类案裁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2025年3月3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社会意义
本案不仅为当事人实现了利益平衡，更明确了婚内房产赠与的裁判导向：婚姻并非财产交易，基于婚姻的财产处分行为，必须回归婚姻关系的本质。本案对于打击借婚姻敛财、倡导正确婚恋观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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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念念律师，微信：jingwan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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