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绵|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所购房产离婚时价值分配的理论构成 ——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为中心

张长绵，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本文原载于《交大法学》2026年第2期，转载自“交大法学”公众号，引用请以刊发版本为准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出资为夫妻购置房屋，而夫妻双方离婚的，就该出资价值的分配问题，过往司法实践主要涉及出资父母请求夫妻返还出资和夫妻离婚诉讼中房产分割这两种纠纷场景，纠纷焦点则集中于父母出资行为性质的认定。在规范层面上，无论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3〕19号）（已废止）第22条、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1〕18号）（已废止）第7条还是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法释〔2020〕22号，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9条，均旨在就父母出资行为的性质确定推定规则。

新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法释〔2025〕1号，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聚焦上述问题。在文义上，该条呈现出父母出资所购房产的归属和房屋归属方对配偶的金钱补偿之两重法效果。但就实质而言，上述两项法效果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存在内在联系。房产归属判定之后，须结合本条所列相应要素确定房产归属方对非归属配偶的补偿数额，从而以一方“得房”以及一方“得钱”的方式实现对房产价值的妥当分配。[1]因此，本条规范的重心毋宁是为房产价值在夫妻间的分配提供诸多考量因素。

对于上述规范内容，解释论的工作须为此搭建妥当的理论构成，从而为本条所罗列因素寻找正确的体系地位和正当性基础，而这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由于既有理论构成难以圆满回答上述问题（第二部分），因此须寻求新的理论构成。新的理论构成不能割裂父母出资行为和房产成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唯有准确界定伦理规范下父母出资行为的表示价值（第三部分），方能为本条所蕴含的双层法效果奠定正当化基础，从而也能妥当解释本条所列举因素的规范意义（第四部分）。本条的诉讼当事人仅涉及夫妻双方，而未出现出资父母，这也是本条的理论构成需解释的问题（第五部分）。

对于本条的理论阐释，现有文献中主要存在两种理论构成，其分别立足于父母出资行为的两种不同定性。下文试图表明，既有理论对《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的规范内容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一） 向己方子女单方赠与之理论构成

该种理论构成主张父母出资行为性质的推定规则是向己方子女单方之赠与。[2]据此，一方父母全额出资情形下［《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第1款］，资金归属于子女一方。子女以该款项所购房产，依据“财产不转化”原则，仍应属于该子女所有，不应纳入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因此，《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第1款规定，夫妻离婚时，房产应归属于子女方。[3]这一理论构成产生的解释难题是： 既然该房产非夫妻共同财产因而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加以分割，那么本款规定的对非归属配偶的价值补偿就缺乏规范依据和理论说明。即使认为本款规定的价值补偿在性质上类似于《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规定的离婚析产中对于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照顾，[5]疑惑仍在于补偿数额所涉考量因素与《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所确定的“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原则之间未必存在关联。具言之，即使“孕育共同子女情况”“对家庭的贡献大小”能被纳入上述原则的文义射程，但“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尤其是夫妻双方均有过错时的）“离婚过错”和“共同生活时间长短”[6]等因素却超越了该文义射程。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第2款实际上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双方父母部分出资，二是双方父母全部出资。上述理论构成对这两种情形的解释力也存在诸多可推敲之处。具体而言：

第一种情形下，基于向单方赠与的理论构成和“财产不转化”原理，在婚姻法维度，夫妻共同财产出资部分所形成的房产价值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父母出资部分所形成的房产价值则属于夫妻个人财产。[7]准以此言，离婚时，就夫妻个人财产部分，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6条第2项进行“价值补偿”[8]似无规范依据，因为《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6条是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适用前提；《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第2款“出资来源及比例”作为价值补偿的依据[9]也难以在理论上得以证成。夫妻共同财产所形成的房产价值须依《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进行价值分割。[10]但如同“一方父母全额出资”情形一样，如何将本条第2款的“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和（尤其是夫妻双方均有过错时的）“离婚过错”与《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的文义进行协调，也是难以克服的解释难题。

同样，在第二种情形下，双方父母全部出资时，基于向己方子女赠与的理论前提和“财产不转化”原理，婚姻维度上仅形成夫妻个人所有财产。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6条第2项和本条第2款“出资来源及比例”进行“价值补偿”，在理论上也难以得到妥当说明。

综上而言，向己方子女单方赠与之理论构成的核心症结在于将父母出资和房产归属进行“脱钩”，[11]从而割裂了父母出资行为和房产成为夫妻共同财产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离婚分割，其主要规范依据是《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而这一款难以融贯地解释《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所列举的评价要素。

（二） 向夫妻双方赠与之理论构成

关于父母出资行为的推定规则，《婚姻家庭编解释（二）》起草者的立场是： 若未明确约定向一方为赠与的，则应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9条第2款，认定为向夫妻双方之赠与。[12]据此，出资行为完成后，资金成为夫妻所有，以此购买的房产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成为夫妻共同共有。在夫妻离婚时，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须结合《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的规定合理分割，此时须考量本条所列举的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13]

与上述“向己方子女单方赠与之理论构成”不同，这一理论构成下，无论父母全部或部分出资，房产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两者相同之处在于均承认出资归属和房产归属相互“脱钩”。由此产生的解释论上的重大难题仍然是，在离婚分割房产这一共同财产时，为何须考虑“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尤其是夫妻双方均有过错时的）“离婚过错”等因素？换言之，如何将上述因素纳入《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所确定的原则之内？

综上所述，既有两种理论架构[14]均难以完美解释《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的规范内容。此外，上述两种理论构成均以“基于父母与自己子女利益的一致性”为前提，通过房产价值在夫妻双方之间的分割，实现该条对出资父母权益保护的规范意旨。[15]但有疑问的是，离婚情境下，倘若父母与自己子女利益存在冲突，应如何实现对出资父母权益的保护？对此，上述两种理论构成均未能给出明确指引。

面对上述解释论难题，妥当构造本条的理论构成尤显必要。父母出资为子女婚后购房，夫妻离婚时的房产价值分配问题，在事实层面上肇因于父母的出资行为。因此，父母出资行为性质的界定，应为本条理论构成的逻辑起点。

（一） 父母出资行为的规范解释

学说和实务上，关于父母出资行为性质推定规则的争论由来已久。[16]该行为是有相对人的法律行为，须依《民法典》第142条第1款确定其表示价值。父母出资行为发生于家庭领域，在解释素材的权重上，应更偏重伦理规范。

1. 父母出资行为和伦理习惯

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偏重美德伦理。美德之人自有美德之举。在子女成家购房时，为使小家庭能分享上一代的恩惠，慈爱父母自有慈爱之举。现代社会中，年轻夫妇刚步入社会，一般无力购房，父母为子女出资购置房屋已成为展现父母慈爱之情的伦理习惯，[17]蕴含着父母对于夫妻“好好生活”的期盼和祝福。从夫妻角度看，接受父母资助，理应“好好生活”以尽孝敬之心。

2. 父母出资行为表示价值的诸学说之证否

依据上述伦理习惯，父母出资行为不应解释为借贷。借贷之典型内容包括借贷人归还借款之义务，而诚如最高人民法院所言：“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父母出资的目的是要解决或改善子女的居住条件,希望让子女生活更加幸福，而不是日后要回这笔出资。”[18]同样，基于伦理压力和伦理声誉，[19]父母出资行为也不应解释为向己方子女的赠与。伦理规范所要求的是资助家庭，而非资助自己的子女。

此外，父母出资行为也不应解释为附义务之赠与。在附义务赠与的框架下，“好好生活”伦理义务上升为一项夫妻对父母的法律义务，未必契合社会普通民众之一般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若将其升格为法律义务，夫妻须依约履行，这会带来诸多问题。一方面，“好好生活”义务是否履行，因难以判定而不具有实操性；[20]另一方面，法律义务的定性意味着父母得请求夫妻实际履行，该项义务虽不适合强制履行，但出资父母或得请求夫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显然，若采这一处理方案，出资父母对于夫妻家庭生活干预过甚，难谓妥当。

3. 向夫妻双方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之证立

如前所述，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为慈爱之举，“夫妻好好生活”是报恩之举。在这一伦理习惯下，父母出资行为的表示价值可有两种构造：

第一种构架是目的性给予（datio ob rem）。父母出资行为构成一项向夫妻双方的给付，给付目的是“夫妻好好生活”。该给付目的具有持续性特点，故可部分实现。“夫妻好好生活”部分实现、部分未实现时，夫妻须依据不当得利法返还部分出资价值。[21]

第二种构架是向夫妻双方之赠与，解除条件是“夫妻未能好好生活”。如后文所论，该解除条件具有持续性和复合性的特点，可得部分成就；在部分成就的情形下，法效果是部分返还。从逻辑构造上说，向双方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和目的性给付具有同构性。至于选择何种架构，取决于对如下问题的考量：

其一，在附解除条件赠与之理论构成下，父母和夫妻如达成购房款出资约定，在实际出资之前，父母须经行使任意撤销权（《民法典》第658条第1款）方能摆脱债之约束；而在目的性给予路径下，出资购房约定对父母无债之约束。然而这一区分的实践意义甚微。即使在附解除条件赠与路径下，只要父母拒绝出资，其表示价值就是行使任意撤销权，赠与合同因撤销而无效，父母无须承担任何履行责任。

其二，在附解除条件赠与之构成下，出资购房约定可能会被认为属于“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民法典》第658条第2款），从而不得任意撤销；在目的性给予构成下则不存在这一问题。然而，“道德义务性质”属于边界模糊的概念，其规范意义无非是为妥当的价值观寻求法秩序上的“支点”。倘若预设的价值观是即使父母和子女达成出资购房约定，父母也享有反悔的权利，那么即便认为出资行为构成赠与，也不妨将之排除在“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之外，从而父母仍享有任意撤销权。

其三，两种架构选择所涉及的真正问题在于：当满足《民法典》第663条第1款前两项情形时，父母能否行使撤销权并主张出资返还。该问题的实质应是价值判断问题。附解除条件赠与和目的性给予两种构成的优劣，应视何种构成更能灵活地解决个案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就此而言，第一，倘若个案的价值判断支持出资父母得撤销出资行为，则在目的性给予构成下，构建撤销权须费周折；而在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构成下，自有法定撤销权之适用。相反，倘若个案价值判断倾向于不得撤销出资行为，[22]采目的性给予构成自无问题；而在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构成下，则只要承认法定撤销权之规定属于任意性规范，[23]就可通过意思表示解释而将法定撤销权排除。概言之，附解除条件赠与因其合同的规范品格而具有广泛、灵活的意思表示解释空间，故而更适合在司法实践中灵活处理个案的价值判断问题。第二，我国司法实践也是多采取赠与的法律构造，[24]因此采纳“向夫妻双方附解除条件的赠与”的架构更利于节约司法成本。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应将父母的出资行为推定为“向夫妻双方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从《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文义看，该条遵循了《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9条第2款的思路，选择了向夫妻双方赠与的构成，[25]值得肯定。此外，起草者也特别强调“该赠与是以子女的婚姻稳定存续为前提，司法实践中应特别考虑该法律行为作出的意思表示基础”。[26]但稍显遗憾的是，起草者并未明确指出，这一向夫妻双方的赠与行为附有解除条件，且该解除条件可以部分成就。

（二）向夫妻双方附解除条件之理论构成的展开

父母出资行为附有“夫妻未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不会违反夫妻双方的意思自治。由于父母和夫妻处于同一伦理共同体，父母出资行为的社会意义——向小家庭附解除条件的资助——为双方所共享，构成默会知识，[27]因此夫妻受领出资行为时，应知晓该出资行为附有“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

“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可部分成就。诚如后文所述，“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的构成是“离婚+X(共同生活和孕育共同子女情况、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离婚过错和其他因素)”。换言之，“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伦理条件并非由单一事实构成的单一条件，而是由多个条件组合而成的复合条件。由此，该解除条件也就具有了持续性特点，可部分成就。当“夫妻未能好好生活”时，父母自可请求返还部分给付。解释论上，不妨将《民法典》第158条“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扩张解释为包含“自条件部分成就时部分失效”这一情形。据此，当“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部分成就时，父母得依据《民法典》第157条第1句请求返还部分出资价值。

这一构造可能受到的诘问是，传统学说中并无条件部分成就这一理论构成。[28]对此，本文的回应是，条件是法律行为之附款，其效力正当性源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通常情形下，条件所控制的是法律行为之全部效力；但若当事人将条件设置为控制法律行为部分效力，法秩序应无管制之必要。比如，当事人固然可将持续性给付设定为一项债务，在该债务瑕疵履行或短缺履行时，债权人可减少对待给付。但是，若当事人不愿或者不宜将持续性给付设定为债务，当事人亦可将之转化为一项解除条件，在该解除条件部分成就时，自应产生对待给付减少之效果。“夫妻好好生活”即是不宜设定为义务的持续性给付，但当事人可将之设定为一项具有持续性的解除条件，即“夫妻未能好好生活”。

父母向夫妻赠与出资的法效果是该出资价值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理论上，向数人赠与可构成等额共同赠与，其法效果是数人以同等份额获得赠与标的。[29]但是，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购房的表示价值旨在资助家庭，合适的法效果配置应是出资价值成为夫妻共同财产。[30]形象地说，父母出资行为是向夫妻共同财产“注入”资金，因而在离婚时，须以离婚析产之规定解决返还后剩余财产的“流出”问题。

需指出的是，上述法效果并非基于法秩序的强制规定，[31]而是源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意味着《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9条第2款后半句应被视作一项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即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购房的，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下，出资父母的意思表示内容是向夫妻共同财产“注入”资金。据此，若父母意图为等额共同赠与，则必须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在采取约定财产制情形，若无相反约定，父母的出资也应被视作构成夫妻共同财产。

父母赠与的标的也须澄清。赠与标的可以是出资资金或房产（部分）价值。依据通常的规范逻辑，赠与标的之不同会对部分返还的效果产生影响。若赠与标的是出资资金，则部分返还之基准是出资资金，购房和离婚分割期间，房产价格波动所带来利弊后果均归属于夫妻；若赠与标的是房产份额，则部分返还的基准是房产价值，房产价格波动所带来利弊（部分）后果归属于出资父母。故区分赠与标的对房产价格波动的利弊承担有较大影响，这种利弊承担体现的是利益风险一体承担的经济理性。

然而，父母出资行为毕竟属于家庭生活之领域而非“投资”行为，[32]不应体现上述经济理性；其伦理意义毋宁是资助“小家庭”，表达父母慈爱之情。故在本文看来，价值观上宜认为，房产贬值风险应归属于出资父母，而房产升值利益则应归属于夫妻。这一价值观在教义学可以通过意思表示解释加以实现，即父母出资行为中蕴含的表示价值中一般应体现上述价值观，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就此而言，司法实务和学说中将赠与标的严格限定为房产价值类型的观点[33]实无意义。换言之，在婚姻法领域内，只要遵循上述价值观，父母赠与客体的不同不会影响最终的价值分配。本文也是在不区分赠与客体类型的前提下描述出资价值。

（三）父母真意保护的实现路径

主张将父母出资行为推定为向己方子女单方赠与的观点的核心理由之一是，这种推定符合出资父母之真意，[34]“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反映的情况看，父母为子女购买房屋出资的目的往往是为子女结婚，出资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应是对自己子女的赠与”。[35]

在本文看来，就事实层面而论，伦理压力和伦理声誉下所从事的利他行为，其内心真意往往是模糊的。比如在“送份子钱”这一常见的伦理行为中，“送钱之人”即使“内心”极其不愿意“送份子钱”，但为了遵循特定伦理（礼仪）规范，仍然作出了“送份子钱”之行为，内心中的“愿意”和“不愿意”未必泾渭分明。父母在伦理压力和对伦理声誉的渴求下实施出资购房行为，也难以认为出资父母的真意即是向自己子女进行赠与。

退一步而言，即使确有证据足以认定父母真意是“不愿赠与”或“夫妻未能好好生活须全部返还出资”，该意思也构成真意保留，其并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36]这意味着，推定向夫妻双方赠与的解释规则并未堵死出资父母实现真意的路径。倘若出资父母愿意承受忽视或挑战伦理规范所带来的压力，则其完全可通过向子女配偶表示其真意，排除上述推定规则之适用。

（一）  向夫妻双方附解除条件赠与之理论构成下的双层法效果

如上所述，父母出资行为通常应被解释为向夫妻双方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当解除条件部分成就时，得发生双层法效果： ① 出资父母得请求夫妻返还部分出资价值；② 房产价值扣除须向出资父母返还的出资价值之后的剩余价值，构成夫妻共同财产，须依据《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等规范对其进行价值分割。

下文结合《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的规范内容，对该双层法效果做一初步阐释：

首先，依据通常规范逻辑，当赠与标的是房产（部分）价值时，上述双层法效果的最终形态是： 出资父母、夫、妻三者之间对房产价值进行分配；当赠与标的是出资资金时，法效果的最终形态是夫妻须向出资父母返还部分出资资金；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离婚析产。《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对此作出了修正，即无论赠与标的是房产（部分）价值抑或出资资金，法效果形态均体现为房产价值的分割，这一修正的实质理由在于，即使赠与标的是资金，出资父母出资价值返还请求权仍可通过房产价值的分割得以实现。

其次，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在离婚诉讼中有必要一并解决“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和“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房产价值的离婚析产”两项法律问题，二者均可体现在对于房产价值的分配之中。至于如何处理出资父母和其子女的内部关系则是本条的未决问题。

最后，思维程序不妨通过如下假设案例加以呈现： 男方父母全额出资1000万元购得房产，2年后离婚，房产现值为800万元。第一步须确定出资父母得请求夫妻部分返还出资价值的基准。如前所述，由于父母应承担房产价值下跌的风险，因此返还的基准是800万元。第二步确定出资父母得请求夫妻部分返还出资价值的比例。在考量本条相关因素后，假设确定的比例为10%，即80万元。第三步须确定剩余房产价值在夫妻间的分配比例。具体言之，在扣除父母出资价值的返还部分后，剩余的房产价值为720［=800*（1-10%）］万元。这720万元价值构成夫妻共同财产，须依据《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考量相关因素后确定分配比例。假设男方和女方的分配比例为40%∶60%，则男方应获得的房产价值为288（=720*40%）万元，女方应获得的房产价值为432（=720*60%）万元。经上述三步后，男、女双方在该房产价值分配上的最终结果如下： （1） 男方可得的财产价值包括两部分： 其父母得请求夫妻部分返还的80万元+男方离婚析产所得288万元，总计368万元；（2） 女方可得的财产价值为离婚析产所得，计432万元。第四步，在考量相关因素后确定房产归属，并决定补偿方向。具体言之，若房产判给男方，则男方须补偿女方432万元；反之，若房产判给女方，则女方须补偿给男方368万元。无论采取何种补偿方式，均蕴含非子女方配偶向出资父母部分返还的法效果。

上述四项步骤中，关于第四步决定房产归属的考量因素，本条新增一项裁判标准，即出资来源和比例。从第1款的“可以判决”、第2款“……为基础”等文义看，出资比例和来源仅是其中一项标准，判定房产归属仍须结合《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6条第1项规定的竞价规则所体现的物尽其用和《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所确定的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一方权益这两项原则加以综合考量。[37]《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的重大规范意义在于为上述第二步（父母得请求夫妻部分返还出资价值的比例）和第三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剩余房产价值在夫妻间的分配比例）提供了若干考量因素。因此，教义学上的重要工作是厘清该条所列举因素的体系定位和规范意义。

（二）《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诸因素的规范意义

如前所述，《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列举的“出资来源和比例”（含第1款中的“全额出资”）这一因素的规范意义在于，其构成确定房产归属的一项但并非唯一的考量因素。但从第1款中的“并”字、第2款中“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因素……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合理补偿”来看，“出资来源和比例”的规范意义似乎也指向补偿数额。不过，即便“出资来源和比例”与补偿数额有所关联，其规范意义也仅在于确定出资父母赠与的份额，以进一步核定出资价值部分返还的基准。而《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列举的其他因素，均应在上述双层法效果的框架内加以解释。

1. 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的考量因素

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源于“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的部分成就。作为该解除条件的逆向表达的“夫妻好好生活”之意义，也须结合伦理习惯加以解释。

(1) “离婚”是构成“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的必备要素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聚焦于离婚纠纷。夫妻共同财产的离婚析产须以离婚为前提，自不待言；但父母出资价值部分的返还请求权是否须以夫妻离婚为必要条件？在本文看来答案是肯定的。[38]父母为婚后子女出资购房，期盼的是子女能“好好生活”。父母这一期许，当然不应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是当面对困境时，期许“夫妻打架不记仇”，双方能携手共渡难关。因此，婚姻未走到尽头之际，“好好生活”的期许是夫妻能“和好如初”。即使夫妻不和，只要双方未离婚，“好好生活”的可能性就仍存在，“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也就未能成就。[39]易言之，“离婚”是“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复合条件的必备要素，是开启其他要素评价的“阀门”。

(2) 共同生活

“夫妻好好生活”无疑包括共同生活。当夫妻离婚已成事实，父母出资价值的返还比例亦系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质与量。

就共同生活质量而言，这必然是一个模糊的标准。诸如夫妻是否努力经营生活、夫妻是否孝顺父母、共同住所、性生活、共同承担家务及负担生活费用、共同赡养老人及抚育子女、精神上相互慰藉等婚姻生活的实质内容，[40]均应是考量因素。

“量”的层面主要是指共同生活期限。父母出资购房行为的解除条件是“夫妻未能好好生活”。共同生活持续多长时间“夫妻好好生活”事实上才能终局确定，解除条件才能终局不成就，须结合出资额、当地习俗等加以确定。在考量夫妻共同生活期限时，不能简单计算时间长短，而是须综合考虑双方是否实际共同居住、未实际共同居住的原因等因素。

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少婚后短期内即分居、离婚的情形。以往裁判思路主要有如下两种： 一是支持父母借贷的诉讼请求。比如一起案件中，女方在婚后八个月即主动分居至今，并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以此认定父母出资构成借贷。[41]二是在离婚析产中考量婚姻存续期间这一事实。具体的推理过程是： 婚姻存续期间过短，夫妻对房产的贡献较小；而父母的出资主要被视为其子女的出资，因此在房产价值分割时，出资较多父母方的子女可以多分。[42]在《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出台后，短期内离婚的，不妨认为“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已大部分成就，出资父母可向夫妻双方请求返还大部分的出资价值，因此固定在房产价值中的“夫妻共同财产”数额较少，子女配偶分得的份额自然较少。

在共同生活期限层面，尚值得讨论的问题是： 如果父母出资购房行为发生在结婚后数年，那么在夫妻双方离婚时，“共同生活时间”的起算时点是结婚之时还是出资之时？本文倾向于前者，理由是在伦理习惯下，父母出资购房是对小家庭之资助，而小家庭的成立时间应为结婚之时。

(3) 孕育共同子女情况

当代中国家庭的主要功能仍是繁衍、教育后代，“好好生活”的期许中自应包含“抱孙”的期待。因此，若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且已经孕育共同子女则彩礼不予返还这一价值观，[43]在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购房的案型中也应得到维持。由此，父母不得请求返还出资价值。

有问题的是，夫妻双方虽未共同孕育子女，但存在终止妊娠、流产或子女夭折等情形，是否为本条的“孕育共同子女情况”所涵盖？进而言之，是否应将终止妊娠、流产或子女夭折等情形排除在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的考量因素之外，而纳入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考量因素（《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44]

本文以为，孕育共同子女情况，包括“已生育子女”与“未生育子女但终止妊娠、流产或子女夭折”两种情形，在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两项法效果上均应予以考虑，理由在于： 一方面，“未生育子女但终止妊娠、流产或子女夭折”情形下，父母渴望“香火延续”的期待虽未实现，但夫妻为此付出过努力，此种努力应在返还比例确定中得以彰显。另一方面，女方因妊娠、分娩和抚育子女承受了更多生理风险、心理压力和身心付出，因怀孕、流产对于女方身体健康、社会评价以及再婚可能性均造成消极影响，故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应照顾女方权益。[45]

(4) 对家庭的贡献大小

相较于《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7条，《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增加了“对家庭的贡献大小”这一考量因素，其目的应在于“鼓励其（即夫妻，作者注）对家庭的投入和付出，并协助另一方更好地赡养父母，实际上蕴含着对婚姻家庭的保护”[46]。倘若《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的“财产的具体情况”强调的是对“房产”的具体贡献，而“对家庭的贡献大小”这一因素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这一法效果层面难以体现，那么该因素就应当体现在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这一法效果层面，其正当性基础是，出资父母对于“夫妻好好生活”的期待，显然包含着“对家庭贡献”这一内容。

(5) 离婚过错

有观点认为,“离婚过错”的评价应纳入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框架内加以考量。[47]在“夫妻双方均有离婚过错”情形下，上述观点和《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所规定“照顾无过错方”的文义存在冲突。

本文倾向于将“离婚过错”作为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的考量因素，但须作特别调整。具言之，“离婚过错”作为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的考量因素，其通常的规范逻辑是： 夫妻实施过错行为而导致感情彻底破裂的，意味着夫妻并“未能好好生活”。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离婚过错”程度越高，则解除条件“成就度”越高，因而夫妻须向出资父母返还的比例也就越高。但是，出资父母和其子女通常是“利益共同体”，这一方案会导致利益失衡。假设在甲、乙结婚时，甲方父母出资购房，后甲、乙因甲方存在过错而离婚，乙方无过错。依据上述构造，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甲方过错越大，其父母得请求返还的比例越高，这显然有悖于法感情。为此，合适的路径是对子女和子女配偶的离婚过错分别进行独立的评价。举例而言： 甲、乙结婚时，甲父母出资购房，后甲、乙离婚，双方均有过错。甲父母请求乙返还出资价值时，考量乙的离婚过错，乙离婚过错越大，甲父母得请求的返还比例越高；甲父母请求甲返还出资价值时，则考量甲之离婚过错，甲的过错越大，则甲父母得请求的返还比例越低。

(6) 其他因素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中的“等”字表明上述因素的列举并非封闭，其他因素应交由司法实践予以发现和总结。下文提出的两个因素，意图并不在于给出结论，毋宁是为讨论相关问题提供些许线索：

① 出资父母严重干扰夫妻生活

现实生活中，出资父母在生育问题、生活方式等方面常与儿媳或女婿发生矛盾，常通过多种方式干扰婚姻生活，最终导致夫妻离婚。出资父母的期许是“夫妻好好生活”，若父母干扰婚姻生活的严重程度足以构成“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民法典》第159条后半句情形），应拟制为解除条件不成就，父母不能请求出资价值的返还；[48]若其严重程度不足以导致解除条件不成就的拟制，则可能的处理方案是侵权责任。但从简化诉讼的角度看，不妨将之纳入确定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比例的考量因素。当然，严重程度如何应是个案判断问题。

② 父母的赡养期待

现实生活中，父母为子女结婚购置房屋可能预支未来养老费用，甚至向亲朋好友举债，出资很大程度上蕴含了对子女未来履行赡养义务的期待。夫妻离婚时，原配偶不再负有赡养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此时，保护父母的出资利益尤为急迫。司法裁判例呈现两种路径： 一是将出资认定为借贷；[49]二是如果父母以自有住房的出售款项作为出资为子女婚后购房，且其后父母与子女共同居住，则司法裁判倾向于认定房产属于家庭共有，夫妻和出资父母按出资比例按份共有。[50]第一种路径不符合父母出资行为的规范意义，且返还的是全部出资价值，这在婚姻存续时间足够长时，对非子女配偶难谓公平。第二种路径的内在逻辑是： 从父母和夫妻“共同居住”这一事实中可以解释出父母出资行为并非赠与，而是与夫妻共同出资购房，因此法效果是按份共有。这一方案逻辑自洽，但不能用以解决未“共同居住”的案型。

在本文看来，可将父母的赡养期待作为确定部分返还比例的考量因素。在教义学上可以认为： 当父母预支未来养老费用为子女婚后购房时，“好好生活”的期待中应当蕴含着对夫妻双方的赡养期待。当夫妻离婚时，对非子女配偶的赡养期待落空，这意味着“未能好好生活”的解除条件部分成就，故可作为确定返还比例的因素。出资父母的给付虽在出资时已经完成，具有一时性特征，但由于家庭生活是持续的，仍不妨将父母的出资视为持续性的给付。[51]由此，父母赡养期待也非固定于“出资完成”时刻。即使出资购房时父母财产颇丰而无赡养期待，但若夫妻双方离婚时出资父母的生活陷入困顿，则不妨认为此时的赡养期待也可作为确定部分返还比例的考量因素。

概言之，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的产生是“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的部分成就。“好好生活”体现为“质”和“量”两个层次。夫妻生活是一个持续过程，不能为一时一地之判断。法律须就启动夫妻生活质量评价设定清晰的边界，而“离婚”堪担此任，其应成为开启评价“好好生活”的闸门。因此，“夫妻未能好好生活”这一解除条件的规范构成应是： 离婚+X(共同生活和孕育共同子女情况、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离婚过错和其他因素)。

2. 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考量因素

上文已指出，《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所确定的原则应考量“孕育共同子女情况”之因素，其也得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考量因素。《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还列举了“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这项因素，其规范意义有待探明。

在本文看来，这项因素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这一法效果的考量因素。[52]具言之，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涉及房产归属，而房产归属判定的实益在于房产价值未来波动所带来的利益或不利益由谁承担。“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的规范意义是，在房产归属判定之后，根据房产价格未来变化的预期，在原有补偿数额上作进一步调整。举例而言,考量《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以及《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所列举的诸多因素后，假设夫、妻之间就扣除应予返还父母出资价值后所得剩余价值的分配比例是3∶7；又假设房屋归属于丈夫，若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看涨，则应调整上述3∶7的分配比例，妻所占比例须增高；若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看跌，则妻所占比例须降低。这一规则背后的正当性基础并非购房决策者一体享受利益或承受损失的经济理性，[53]而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的伦理意涵。

（一）《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的诉讼当事人和诉讼效率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旨在通过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和剩余财产价值的离婚分割，实现房产价值的分配。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纠纷的当事人为出资父母和夫妻，剩余财产价值的离婚分割纠纷的当事人是夫和妻。但《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中所涉及的诉讼当事人仅限于夫妻双方，并未出现出资父母。

这一当事人构成固然是基于“离婚诉讼当事人原则上为夫妻双方”的考量，但在本文看来，其正当性还在于简化诉讼、提高诉讼效率。[54]详言之，通常情形，由于存在两个实体法律关系，故须提起两个诉讼： 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诉讼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诉讼，且前一诉讼的终局解决构成后一诉讼的前提。这一构造下，诉讼效率较低。而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在离婚诉讼中，出资父母之子女将“出资父母之返还利益”计算为“自己的利益”，参与房产价值之分配。基于出资父母与其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离婚诉讼中计算在子女名下的“父母之返还利益”的最终分配，通常得以在家庭内部解决，而不至于发生法律诉讼。在《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的构造中，通常仅有一个诉讼，诉讼效率较高。这一架构可被称为“第三人利益清算”。

（二）出资父母和己方子女存在利益冲突时的教义学构造

在现行司法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的诉讼当事人构成具有实践合理性。但是，在出资父母和己方子女存在利益冲突时，上述当事人构成可能会引发诸多问题。比如： ① 子女在离婚诉讼中选择“净身出户”，从而处分了出资父母的返还利益，此时出资父母能否向子女原配偶请求返还部分出资价值？② 夫妻双方协议离婚，但未处理父母出资购得的房产，出资父母能否请求夫妻（主要是子女原配偶）部分返还出资价值？③ 房产价值在夫妻间分配后，子女能否拒绝向出资父母返还部分出资价值？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并未给出直接的答案。按照本文的理论构成，原则上父母享有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这构成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进一步妥善解决上述问题的教义学构造仍须求诸父母出资行为的意思表示解释。对于前两个问题，宜认为出资时，父母对子女存在单方授权行为。据此，就问题①，原则上应认为出资父母之子女享有处分权，故处分行为有效，出资父母不得请求子女配偶部分返还出资价值。若确有证据表明出资父母已事先撤回授权行为的，不妨类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加以解决，只是在“合理的价格”要件上须从宽把握。就问题②，由于授权行为并不排除授权人的相关权限，夫妻离婚后，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已经产生的，应允许出资父母请求夫妻返还部分出资价值。就问题③，尚需结合个案解释出资时父母是否有将返还价值归属于子女的意思，尤其须考量父母是否尚有其他未婚子女等情形。

最后需指出的是，对于上述问题，如何设置意思表示的疑义解释规则，以妥善反映家庭法领域的特有伦理，是未来司法实践和学说理论的重要课题。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出资为夫妻购置的房产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其正当性基础并非法律强制，而是基于父母出资行为所体现的意思自治。在既有理论构成中，无论是单方赠与还是双方赠与，均将父母出资和房屋归属“脱钩”，其实质均是割裂父母出资行为和夫妻共同财产形成的内在联系，将离婚时的房产价值分割仅嫁接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从而难以解释《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所列举的“共同生活时间”、（尤其是夫妻双方均有过错时的）“离婚过错”这两项因素；在父母和己方子女利益存在冲突时，也不能为妥善解决这一冲突指明解决路径。

在偏重伦理规范的视角下，父母出资行为应解释为向双方的附解除条件之赠与，并且因作为解除条件的“未能好好生活”具有持续性、复合性的特征，故该解除条件得部分成就。如果在夫妻离婚时解除条件部分成就，发生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请求权和房产剩余价值离婚分割这一双重法效果，从而实现房产价值在出资父母、夫、妻三方之间的分配。《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为评价该双重法律效果提供了诸多考量因素。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分立两款所依据的出资来源和比例这一因素，其规范意义仅是构成房产归属的裁判依据之一。[55]就房产价值分配而言，宜将本条两款合并为一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或者双方父母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综合考虑出资来源及比例、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合理补偿。”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8条所列举的其他因素均应置于上述双重法效果框架内予以考量。本文所做的解释尝试，其意义在于为形成清晰的裁判逻辑和思路提供整体分析框架。

父母为子女出资所购房产离婚时的价值分配问题，处于家庭生活领域。家庭生活“血亲”之间具有的亲密关系，为本条通过“第三人利益清算”这一架构变通处理双重法效果以实现简化诉讼的目的，提供了基础。由此，也可发现基于家庭法领域特有的价值判断，其教义学构成往往须偏离基于交易生活所形成的教义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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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