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暴受害人选择重新追责之后

被丈夫家暴致轻伤二级后，五处房产陆续过户至王作红名下，两人也签署了《夫妻财产协议》。此后，王作红出具了刑事谅解书。

数月后，王作红以伤情持续未愈等为由撤回谅解书。丈夫何某勇因此获刑，他随之起诉王作红，要求撤销《夫妻财产协议》。

一审法院将谅解行为与财产安排建立起法律关联，并据此支持了何某勇的请求。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经过公证的《夫妻财产协议》，既未提及刑事谅解事项，也未约定出具谅解书系房产过户的条件，由此也成为本案审理的焦点。

近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做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53岁的王作红在拿到判决书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撤回谅解书会带来这样的结果。我认为判决不合理，准备申请再审。”

家暴与谅解

1998年，经人介绍，王作红与何某勇结婚。她回忆称，婚后生活并未如预想般平静和安逸。直至2023年双方分居，何某勇曾十余次对她实施家庭暴力。

最严重的一次是2023年7月28日。据判决书记载，当晚23时许，二人因家庭琐事发生口角，何某勇持续殴打王作红，并进行踩踏、拖曳和拉拽，导致她胸部右侧第 4、5前肋骨折、全身多处外伤伴血肿等。经鉴定，王作红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王作红被丈夫家暴致轻伤二级。（图/受访者提供）

案发后一个月内，双方名下两套门面、两套住房及一个车位陆续过户至王作红名下。同年8月25日，双方签署并公证《夫妻财产协议》，约定上述五处不动产归王作红个人所有。

随后，王作红分别于同年9月8日和9月20日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出具谅解书，表示不再追究何某勇刑事责任。但谅解书同时载明：若何某勇再次实施家庭暴力，或者双方协议离婚未成，王作红仍保留追诉权。其中9月8日的谅解书写道，何某勇已得到应有的教训；9月20日的谅解书则提道，何某勇已就王作红人身所遭受的损失进行了赔偿。

但数月后，事情出现转折。

2023年12月，王作红向检察机关申请撤回谅解书，要求追究何某勇刑事责任。询问笔录显示，她陈述此前谅解主要出于对女儿前途考虑，其本身就不甘心谅解；同时伤情持续未愈，身体仍存在疼痛和不适。

2024年10月，检察机关再次询问时，王作红明确表示不再谅解何某勇。据判决书，工作人员询问王作红：“何某勇当时是不是为了获得你的谅解，把你们共同所有的2套房产和门面过户公证给你了？”王作红回答：“何某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谅解和离婚自愿放弃的。”

随后，永川区人民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何某勇提起公诉。2025年10月，永川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何某勇拘役五个月，并赔偿王作红医疗等损失20887.19元。

住院时的王作红（图/受访者提供）

法院：财产处分与谅解存在关联

与此同时，何某勇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撤销双方此前签署的《夫妻财产协议》。

2024年11月，永川区人民法院以赠与合同纠纷立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五处房产均系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协议文本并未提及刑事谅解，但结合财产过户发生于伤害事件之后、谅解书关于赔偿的表述，以及王作红在检察机关询问中的陈述，可以认定何某勇处分财产与获取谅解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

据此，法院认定案涉财产处分属于附义务赠与，其目的在于获得王作红的谅解。现王作红已明确表示不再谅解何某勇，且法院已受理以何某勇为被告人的故意伤害罪一案，赠与目的无法实现。根据民法典关于附义务赠与的规定，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因此支持撤销双方签订的《夫妻财产协议》。

谅解书（图/受访者提供）

王作红不服，提起上诉。

6月2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法院认为，结合双方发生伤害纠纷后的财产过户行为、《夫妻财产协议》的签订时间，以及王作红在检察机关询问中关于何某勇“以放弃房产份额换取谅解”的陈述，可以认定何某勇无偿处分其财产份额以换取谅解具有高度盖然性。

二审法院进一步指出，王作红撤回谅解后，何某勇被追究刑事责任，协议所附义务未能履行，其处分财产的目的已经落空，符合撤销赠与的条件。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于上述判决，王作红并不认可。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出具谅解书的原因主要是顾及女儿的前途、长辈的压力以及对何某勇多次威胁和后续报复行为的担忧，而非以财产进行交换。

她表示，直到伤情持续严重后，才意识到家暴造成的后果远超当初预期，因此决定撤回谅解，要求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谅解书中提及的“已对她进行赔偿”，王作红称，仅指对方支付的部分医疗费用，与《夫妻财产协议》中房产归属没有直接关联。她强调，自己从未与何某勇签署任何将谅解与财产处分挂钩的书面协议。

她同时对检察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部分表述提出异议。她称，笔录未能完整反映其真实意思，“他（工作人员）给我看了，我没有在意，也没有多想，我的原话是何某勇想以谅解为条件，但我不是”。

王作红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夫妻财产协议》显示，签订目的是“为了稳定婚姻家庭关系”，协议经公证，协议条款仅约定案涉五处房产归属，未提及与“刑事谅解”相关的内容。

对于《夫妻财产协议》与谅解书签署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何某勇未作正面回应，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我不想说那些，我与她没有感情了。”

由此，问题集中为：已经签署并完成公证的夫妻财产协议，能否因受害人撤回刑事谅解而失去效力？

刑事谅解与财产处分的边界

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双方有权对婚前、婚后财产归属作出约定。只要相关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胁迫等手段，或者双方另行达成撤销协议的合意，已经公证的夫妻财产协议不宜被轻易否定。

至于《夫妻财产协议》与刑事谅解书之间的关系，张荆指出，二者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原则上应当分别审查和评价。《夫妻财产协议》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涉及夫妻财产权利处分；刑事谅解书则属于刑事案件中的谅解意思表示，其制度的目的，是通过赔偿、补偿等方式化解矛盾，帮助受害人获得一定程度的救济，同时促进犯罪嫌疑人悔罪改造。

张荆指出，如果双方在《夫妻财产协议》曾明确约定“男方转移财产给女方，以女方出具谅解书并持续保持谅解状态为条件”，则相关财产安排可能构成附条件或者附义务的法律行为，将直接影响协议效力。但从目前的协议看，并未发现“财产处分以出具谅解书为条件”等明确约定。

因此，在张荆看来，王作红撤回谅解书，是否足以影响已经生效并完成公证的夫妻财产协议，是本案需要重点审查的问题。她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法院能否依据检察机关询问笔录中的相关陈述，认定财产处分与谅解行为之间存在附条件关系，并据此否定已经签署且完成公证的夫妻财产协议。

对于法院采信检察机关询问笔录的做法，张荆表示，当事人在笔录上签字确认后，应对笔录内容承担相应审阅责任；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诱导、篡改等情形的情况下，不宜直接否定笔录真实性。但另一方面，询问笔录本质上属于办案过程中形成的证据材料，其证明力仍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不宜直接作为推翻公证协议的核心依据。

她进一步指出，撤销夫妻财产协议的举证责任，原则上应由主张撤销的一方承担。“例如提供聊天记录、录音、补充协议等证据，证明财产处分以获得谅解为前提，而非通过国家机关的问话记录替代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在张荆看来，本案还涉及刑事谅解制度与民事财产处分行为之间的边界问题。实践中，不少家暴案件受害人面临两难处境：如果拒绝出具谅解书，施暴者可能不愿赔偿；如果出具谅解书，又可能被理解为放弃追责权利。

“法律并未规定，行为人作出赔偿或者补偿后，必然能够获得受害人的谅解。”张荆认为，本案至少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路径：一种是法院采纳的认定逻辑，即财产处分与谅解行为之间存在附条件关系；另一种则是施暴者出于补偿、悔罪等因素处分财产，与受害人是否谅解无关。现有证据能否足以排除后一种可能，仍是本案争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荆同时提出，如果在尚未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下，按照本案判决逻辑推演，容易形成一种值得警惕的导向：施暴者为了争取谅解而处分财产，一旦未获得预期的刑事从宽结果，便有机会要求撤回此前作出的财产处分。“这实际上涉及法律价值的排序问题。”她说。在法律体系中，人身权、人格尊严和生命健康权本应优先于财产权保护。

这场因家暴而起的纠纷还未走到终点。在王作红就本案准备申请再审的同时，何某勇提起的离婚诉讼也在6月18日开庭。随着《夫妻财产协议》被判撤销，双方名下财产重新回到夫妻共同财产状态，财产分割、家暴过错认定以及补偿责任等问题，也将被带入新的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