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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在审查一起受贿案时发现
天津市某医院主任严驰泽
其银行账户自2018年起
出现规律性大额入账：
初始每月固定入账5万元
后续上调至每月5.5万元
且每笔转账均统一备注“房租”
什么样的房子月租5万元？
“租客”为何每次转账都要备注？
进一步审查发现
严驰泽还收到某医疗公司的多笔打款
这家医疗公司搭建了多个App
特定人员通过线上答题、上传课件
便能收到看似合法的“奖励”
而这些“奖励”
实则仍是彼此心知肚明的医疗回扣
“我有很大的话语权”
“70后”严驰泽一直是家里的骄傲。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家中兄弟姐妹三人，数他学历最高，事业上也是步步高升。在同事眼中，严驰泽为人很踏实，专业技术过硬，在业内口碑良好。
自2001年9月起，严驰泽开始担任天津市某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彼时他与另一位副主任分工不同，在自己分管范围内，严驰泽有着很大的话语权。2013年9月，严驰泽正式被任命为放射科主任。
严驰泽后来的女友雷一婧之前也在同家医院的放射科工作过，她离职后开始做医疗行业的生意。2004年起，雷一婧为了把自己的胶片业务推广至严驰泽所在科室，主动交好严驰泽，平日里嘘寒问暖，逢年过节会送点节礼，遇上严驰泽家中长辈患病，她也会去探望。
雷一婧一开始选择“投资”严驰泽，正是看中其副主任的职务身份与专业影响力，预判其必能升任科室主要负责人。她深知，想让自己的胶片生意能够长久地在这家医院经营下去，那就必须和严驰泽搞好关系。不然的话，即使严驰泽不能轻易换掉她的产品，也能在胶片质量、清晰度、分辨率等各方面找麻烦，从而减少雷一婧所供应胶片的使用量。
尽管严驰泽和雷一婧二人早已往来频繁，但真正走入彼此生活是在2007年的一次年会上。在参加一个行业年会时，严驰泽和雷一婧碰面了，两人聊得很投机，之后往来便愈发密切。直到2009年，严驰泽和前妻离婚后，他和雷一婧正式成为男女朋友。
确定关系后，两人怕别人知道他们有业务往来而传出些风言风语，便想着把雷一婧的胶片业务转让出去。于是，2010年起，雷一婧逐步将胶片业务转给了好友乔丞和前员工钟和，并商定今后卖出的胶片，每张胶片她提成2元。
虽然这个价格不低，但有严驰泽在，在这家医院里，乔丞、钟和的产品没有被别的品牌替换的风险。也就是说，这摊业务给谁，谁都能挣钱，乔丞、钟和自然是欣然应允。
将业务转手他人、坐收提成之余，雷一婧还多次成为“中介”，帮多家医疗器械厂商把设备卖到严驰泽所在科室。由于设备通常价格十分高昂，每卖出一台设备，他们二人能收到的好处费往往高达数十万元。
作为科室负责人，严驰泽曾多次表示，“我的意见很重要”“我有很大的话语权”。对于这一点，医疗设备供应商们也心知肚明。在设备申请、采购论证、仪器设备评估以及后续的评标等环节，严驰泽对放射科使用哪些公司以及哪些品牌的器械，有着近乎100%的话语权，这与业内的一些“潜规则”有关。
理论上，放射科想采购新设备，需要与医院设备处、医务处等各职能处室，以及部分其他临床科室负责人召开论证会。然而论证会上，放射科作为需求科室，最清楚日常诊疗过程的实际需要。因此，与会院领导和其他科室负责人会更加重视和尊重需求科室的意见，往往也不会提反对意见。一般而言，只要是严驰泽中意的厂家和产品，最后都能顺利中标。除此之外，新设备进入科室后需查验，验收合格才会发放货款，但只要是给了回扣，严驰泽便不会在验收环节有所为难。
而医疗耗材相比于设备，价值低，采购流程相对来说简单很多。虽然同样需要召开论证会，但说到底，科室负责人严驰泽仍然有着绝对的权力来拍板。作为业内专家，严驰泽对耗材使用效果、使用性能的评价，是医院采购决策的重要参考。而且，同一款医疗耗材会有众多供应商竞争，哪家能“脱颖而出”，严驰泽说了算。他不仅能决定哪个品牌的产品可以“进院”，还能决定已经“进院”品牌产品的使用量。
缺乏监督的绝对权力，让严驰泽完全抛弃了职业底线。为保住供货资格、稳定供货份额，各家医疗企业的业务员对严驰泽几乎是有求必应。除必要的回扣和礼金外，严驰泽、雷一婧外出游玩的所有开销，也均由相关业务员承担。
如果有人不够“懂事”，雷一婧也会给个暗示。曾有一次，雷一婧向某业务员提前透露了医院有采购一种新设备的需求，并称只要投标就能中标。接着，雷一婧说：“赚钱了可别让我和严主任白忙活啊！”对方当即领会，明白这是需要送钱的意思。
收钱容易，“合理”收钱难
在严驰泽长达20年的受贿过程中，收钱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如何掩人耳目，如何“合理”收钱，就很难了。
绝大部分供应商选择用现金行贿。有人会到医院办公室直接找严驰泽，有人会到严驰泽家附近给他，有人则在他车里交接现金。
收受贿赂时，严驰泽的心态反映了大部分受贿者的心态。长期收受回扣的他，对行贿行为习以为常。大部分时候，他收钱时都不用对方过多解释，他也不会推托，顶多是客气几句便把钱收下了。有一次，业务员因为疫情原因没有及时给钱，事后再补上，对此，严驰泽形容他“非常规矩”。反之，一旦业务员没能把回扣足额给他，次月结算时便会发现自家产品的使用量明显下滑。有业务员曾表示，各种回扣钱他不敢克扣，如果自己耍小聪明少给了，严驰泽一定会想办法更换供应商。
除线下直接交付现金外，某医疗器械公司还“别出心裁”，通过让医生线上答题、上传课件、参加会议等方式发放奖励，从而达到变相行贿的目的。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先后搭建了多个医疗相关的App，由业务员推给特定人员。在App中，完成一份答卷、提交一份课件或参加医疗会议，医务人员可以收到5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奖励。然而，尽管这些App对外开放下载，但实际上，只有特定名单里的人完成任务才能获得奖励。该公司每过一段时间便会更换App，具体更新为哪个新App这类信息，也是由业务员一对一告诉特定人员。
以严驰泽为例，与他对接的业务员帮助他下载安装App并完成注册后，接下来所谓的答题等任务，均由业务员操作。App中需回答的问卷，题目并没有对错之分，只要答了就能获得奖励；上传课件名义上需要传3至5分钟的讲课录音，但实际上只要是音频就行，没人在乎是什么内容；医疗会议同样也都是虚假的，上传假的会议截图或者参会照片即可获得奖励。
完成上述任务后，严驰泽的银行账户会收到App的“奖励”。如果当月奖励金额不够回扣的钱，那业务员会用现金补上；如果超出了回扣金额，则折算到下个月。
仅依托这家医疗器械公司，严驰泽每月即可收受回扣约10万元。该公司是按照耗材售价的13%固定兑付回扣，但即便回扣比例如此之高，严驰泽仍不满足，多次私下抱怨标准过低，暗示其他供应商可以给予更高返利，以此施压试图索取更高回扣。
然而，随着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持续累积，严驰泽也有点慌，怕钱多了显眼有风险，最后还是叫停了App完成任务后转账这一受贿方式，重新换回现金受贿。
长期收受现金回扣又带来一个难题。严驰泽、雷一婧深知资金来源非法，怎样才能把这些钱“合理”收入囊中？为此，严驰泽和雷一婧商量了个“洗白”赃款的办法。
由于这些年两人靠受贿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购入了多套房产。在买卖房产的过程中，雷一婧和房屋中介宁曦逐渐熟识。他俩想到可以把现金交给宁曦，让宁曦存入他自己的银行账户后，再转账给严驰泽。最为关键的是，他们让宁曦转账时要备注“房租”二字，以彰显这笔转账的“合法性”。
从2018年3月起，雷一婧以刷银行流水的名义，请宁曦每月帮忙转账5万元并备注好“房租”。这段“租房”时间持续到了2019年年底，共转账110万元。
接着，雷一婧又联系上了卖紫砂壶等茶具的杨席。雷一婧常常光顾杨席的生意，是个大主顾，因此，杨席同样答应了雷一婧帮忙转账的请求。
2020年1月至2024年3月，杨席帮助严、雷二人转账279.5万元，起初每月转5万元，后来涨到了5.5万元。
无论是宁曦还是杨席，均未从中受益。他们只是有些疑惑，为何需要自己这个外人来刷银行流水，但碍于客户人情与合作关系，始终按照对方要求配合操作。
然而，这些备注“房租”的有规律性大额转账，竟有些弄巧成拙。
名下有18套房产
在对严驰泽所在医院的常规巡察过程中，天津市卫健委纪检组接到举报称严驰泽涉嫌收受回扣。经核查发现，严驰泽资产情况与本人正常收入严重不符，遂将案件线索移送至天津市纪委监委相关部门，后指定管辖至天津市蓟州区纪委监委办理。经核实，严驰泽名下拥有房产18套，雷一婧有房产13套，其中部分房产位于天津市核心地段，价值极高。
2024年2月20日，蓟州区监察委员会对严驰泽、雷一婧涉嫌职务犯罪的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同年8月30日，蓟州区检察院应蓟州区监察委员会邀请提前介入案件调查。
办案检察官张鑫审查后发现，此案受贿行为持续时间长达20年，次数频繁，单笔金额小，大量采用现金交易，且严驰泽、雷一婧系情侣关系并共同受贿，存在重大洗钱犯罪嫌疑。于是，检察机关向监察机关提出同步审查受贿与洗钱犯罪的介入意见，并围绕洗钱犯罪构成引导取证。
因涉嫌受贿罪，严驰泽、雷一婧于2024年9月10日被蓟州区监察委员会移送至蓟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受贿案审查起诉期间，张鑫细致审查银行流水后，发现了异常的“房租”转账信息。进一步核实后发现，宁曦、杨席从未向严驰泽租赁过房屋，二人长期、规律性向严驰泽账户转账并备注“房租”的行为缺乏事实基础，因此认定严驰泽、雷一婧涉嫌洗钱犯罪，依法将该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2025年1月20日，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对严驰泽、雷一婧涉嫌洗钱犯罪立案侦查。同年3月4日，该局将案件移送蓟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与此同时，蓟州区检察院引导监察机关对严驰泽、雷一婧二人用赃款购买的房产进行查封。经检察机关开展退赃劝导工作后，严驰泽主动配合将涉案房产变卖，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在提讯严驰泽时，他给张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常年在放射科工作，严驰泽身上有不少辐射斑。他外表看起来很沉稳干练，很难将其同一个受贿20年的人联系起来。严驰泽已年届五十，却在我面前几度哽咽。他说，总想起家中已过八旬的母亲，自己如今却身陷囹圄，曾经的美满生活也成了幻影，很难不感到后悔。”张鑫说道。
而雷一婧则是在后悔之余有些不满。她“质问”过张鑫：“医疗行业给回扣很普遍，大家都这样，为什么就抓我？”
对此，张鑫告诉她：“‘大家都这样’绝不是违法犯罪的借口。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回扣，已经构成了受贿罪；后来又通过虚构租赁关系来掩饰赃款，更是触犯了洗钱罪。只要触碰法律红线，就没有所谓的‘法不责众’，任何试图钻空子的侥幸心理，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经审查，2004年1月至2024年3月，被告人严驰泽利用任职天津市某医院放射科的便利，在医用耗材、医疗器械、设备等采购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被告人雷一婧收受多家医疗器械公司钱款共计2392万余元，其中105.1万元尚未实际取得。自2018年3月起，为掩饰、隐瞒每月收受的数万元现金回扣，严驰泽与雷一婧通过宁曦、杨席将钱款转账至严驰泽账户，共流转资金389.5万元。
2024年12月18日，蓟州区检察院以严驰泽、雷一婧涉嫌受贿罪向蓟州区法院提起公诉；2025年4月2日，蓟州区检察院以严驰泽、雷一婧涉嫌洗钱罪补充起诉至蓟州区法院。
2025年9月10日，蓟州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判处严驰泽有期徒刑十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30万元；以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判处雷一婧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60万元。宣判后，雷一婧提出上诉。2025年12月29日，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此案办结后，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犯罪的同时，还注重从源头上防范腐败与洗钱犯罪滋生。蓟州区检察院会同蓟州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召开防范廉政风险座谈会，分析医疗领域腐败与洗钱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防控对策。同时，蓟州区检察院深入辖区医疗机构开展警示教育。
张鑫表示：“部分医疗工作者仍存在侥幸心理。我们希望通过以案释法，阐明腐败犯罪与洗钱犯罪叠加的社会危害，并以本案全额追缴违法所得为例，警示医疗领域从业人员要筑牢思想防线。”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6月上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