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嫂倒在日军枪下，老爷子失散，丁玉娇拖着刚生产的身子，抱着一夜之间多出的3公斤重量，只能跟着孟万福往上海挤。
她本以为，聚仁里八号能给母子三人一点安全感。
这是张汝贤在上海买下的花园洋房，当年花了足足两三万大洋，专门交给侄子张云旗代管。
而此时的上海，已经涌入了几十万从各地逃来的难民，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人口暴涨，街头随便一条马路边都是席地而睡的帐篷和铺盖。
门一推开，她看到的是“统舱”式的拥挤。
客堂里硬挤着五六张临时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人，有老人，有两三岁的孩子，茶壶和搪瓷杯把一张大桌子堆得见不到木纹。
天井里甚至搭了两张板床，木板只用两块砖垫着，怎么都看不出这是一栋当年造价上千银元的洋房。
这些铺位，都是钱。
丁玉娇没算过，一铺每月哪怕只收几元，十几二十铺下来，一个月也能有几十元进账，足够一小家三口在上海中区过得不算寒碜。
而这些钱，此刻全部落在张云旗和李淑媛手里。
“淑媛，这……这是怎么回事呀？”
丁玉娇问得很轻，那语气和她曾经在南京时对家中下人说话时差不多，只是多了点心虚。
李淑媛立刻搬出“善心账本”：租界一下子来几十万难民，他们“看不下去”，所以客堂给了一堆人落脚。
问题是，这套房子的产权明明写的是张汝贤。
按照当时的物权观念，代管人没有分租权，更没有私下变更用途的权利。
而李淑媛一边口口声声同情难民，一边把租金按月收得挺勤快，从一个铺位到一个人头，她心里比谁都清楚哪一分钱属于谁。
孟万福一句“你是按人头收，还是按铺位收？”算是把遮羞布撕开了一角。
李淑媛下意识以为他是来抢铺的租客，立刻说不租了，生怕被当场揭穿。
得知他是张云魁的勤务兵后，又立刻换嘴脸，说什么“回头让云旗把人都清走”，这句“清走”其实就是试探丁玉娇敢不敢把房主的身份拿出来用。
丁玉娇没有。
她只回了一句：“这时候都不容易，有个落脚的地方就不错了。”
这句“落脚的地方”听上去温厚体面，可在账面上，意味着她自动放弃了对这栋两三万大洋资产的实际掌控权。
接下来，李淑媛的胆子一下子涨到了阁楼那么高。
她把刚生产不过一天、体重大概跌回到不足45公斤的丁玉娇，连同不足5斤重的婴儿，安排到阁楼间——那是整栋房子里最潮湿、冬天最低温能到个位数的地方。
而原本张云魁夫妇住过、通风采光都最好的二楼房间，则以每月数十元的价格租给了银行襄理，用来安置情人。
夫妇俩甚至在她面前演了一场戏。
张云旗口口声声要“把二楼腾给大嫂”，李淑媛则拿出“离婚”这种在当时破坏家庭体面的最高威胁，三番两次上演争吵。
丁玉娇明知道这是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却先自己退了一步：“还是我搬到阁楼去住好了。”
她之所以退，是因为把希望都压在了一个人身上。
只要能找到张老太爷、拿出房契——那份当年写得清清楚楚“聚仁里八号”的纸，哪怕律师费要付上几十元，她也有赢面。
因此，她需要这些亲戚帮忙打听老爷子下落，不敢把关系一下子撕破。
但那个房契，被塞在了错误的包裹里。
当初他们从南京撤出时，为了避人耳目，把钱票、存折和重要契据全塞进刘嫂的包袱，估值少说也有几千元。
结果刘嫂没能挤进法租界，在离租界线不过几十米的地方被乱枪扫死，包袱连同房契一起消失。
到这一步，她还在阁楼里等。
等一个可能已经倒在路边、年过六十的老人，等一份可能被人当废纸卖掉、价值几千元的契约。
而楼下每天滚动的，是以元计、按月结的租金流水。
李淑媛看透了这一点。
她知道丁玉娇出身大家闺秀，十几岁在南京家里有教养女学，每天练字刺绣，嘴里挂的是“礼”“体面”这些词，对街市讨价还价一窍不通。
这种人，最怕“丢脸”。
所以，当她抱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暗示家里多了两个吃闲饭的时，目标非常清晰：把丁玉娇和孟万福“请”出这栋月收几十元租金的房子。
租金可以少收几元，人情可以说得好听一点，但房子不能丢手。
孟万福早就看出来了。
他在底层混过，知道一个铺、一碗饭能换来什么，知道租客小孩嘴里一两句无心的话背后是多少银元流动。
他特意从两个租户的孩子那里打听清楚：这栋房子每个房间的租金是多少、二楼住的是谁、租金是按月还是按季收。
“夫人你就听我的，”他对丁玉娇说，“你装看不见听不见，我夹枪带棒三下五除二，保证让那个小姘头待不下去，房子自然就腾出来。”
在他的逻辑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还账”：谁动了主人的房间，就得付出代价。
而这代价，可能就是在银行里的风评、在情人圈里的面子。
丁玉娇却被“面子”困住了。
“不行！你这么做，让云旗的脸面往哪儿搁？他在银行里还怎么做人？”
她把对方的“脸面”看得比自己娃的落脚处、比阁楼冬天零度的湿冷更重。
孟万福后来那句“张云魁是个大傻子，你也是个大傻子”，其实不是骂，而是心疼。
他跟着张云魁打过仗，见过团里每个月按人头发的口粮，见过弹药一箱一箱往前推，他知道，在战场上讲“仁义”的底线，是不拖累战友、不白送命。
但在乱世都市里，这种不设防的“仁义”，会变成别人伸手拿你东西的理由。
等到她终于醒悟，开始打听律师、准备走法律程序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数月。
律师费一开口，就是几十元起，再加上公证、诉讼可能需要的翻译费、证明费，丁玉娇手头根本拿不出。
更致命的是——没有房契，只有零散的口供和记忆，再好的律师也只能说“努力试试”。
乱世中，法律需要证据，而她手里只有“体面”。
那套花园洋房的产权，从账面上看，正一点点从“张汝贤”滑向“张云旗”，靠的不是枪，也不是法院，而是日复一日的占用和收租纪录。
故事讲到这里，最刺眼的并不是谁更坏，而是一个问题：在秩序摇晃的年代，一个人该如何在不丢掉基本善意的前提下，撑住自己的底线，又不被“体面”反过来绑住手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