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诉案例|数份遗嘱对簿公堂,房产份额该归谁?京云律师代理涉外遗嘱继承纠纷案,成功为客户守住核心财产权益
近日，北京律师成功代理了一起备受关注的涉外遗嘱继承纠纷案。案件中，被继承人先后立有公证遗嘱和自书遗嘱，对同一套房屋的归属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安排。原告依据后立的自书遗嘱，要求继承全部房产份额。面对这一复杂局面，京云律师凭借对法律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代理被告吴迪，成功说服法院优先适用公证遗嘱，为客户守住了应得的核心财产权益，赢得了公正的判决。吴建国（文中均为化名）与前妻育有三名子女：吴玲、被告吴迪和被告吴畏。前妻去世后，吴建国于2008年与原告刘慧登记结婚。吴建国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产——位于上海市宜山路的房屋。这套房屋的来源颇为曲折，历经数次诉讼。最终，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该房屋由吴建国与被告吴迪共同共有，二人各享有一半的产权份额。围绕着这套房屋的归属，吴建国留下了两份内容“打架”的遗嘱。第一份：公证遗嘱（2008年）。 吴建国明确表示，自己在宜山路房屋中的份额，由女儿吴玲和被告吴迪共同继承。第二份：自书遗嘱（2014年）。 时隔六年，吴建国又亲笔写下了一份新的遗嘱，其中写明，自己在宜山路房屋中的份额以及其余财产，全部由原告刘慧一人继承。2019年，女儿吴玲不幸先于吴建国去世。2021年，吴建国也撒手人寰。此后，原告刘慧便依据2014年的自书遗嘱，将吴迪、吴畏两兄弟诉至法院，要求独自继承吴建国在宜山路房屋中的所有份额。面对这份“后来居上”的自书遗嘱，吴迪找到了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希望京云律师能帮他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图片来源摄图网，授权期间使用）
本案的核心焦点在于：被继承人留下的公证遗嘱与自书遗嘱，到底哪一份才是有效的？这一争议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吴迪能否获得其父留下的房产份额。接受委托后，京云律师立即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展开了细致的梳理。他们敏锐地发现，本案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虽然吴建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后去世，但其立下两份遗嘱的时间均在《民法典》实施之前。这意味着，关于本案遗嘱的效力认定，不能简单地套用《民法典》的新规，而应适用立遗嘱时的法律，即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及其司法解释。在庭审中，原告刘慧坚持认为，自书遗嘱在后，应视为对公证遗嘱的变更和撤销，应当有效。对此，京云律师代理被告吴迪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吴建国所立两份遗嘱的时间均在《民法典》实施之前，关于遗嘱的效力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规定。根据1985年《继承法》及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 这一规则的核心在于，公证遗嘱具有最高的效力位阶，非经公证程序，不得被任何形式的遗嘱（包括自书遗嘱）所撤销或变更。根据该规定，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于自书遗嘱。因此，吴建国在宜山路房屋中享有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应按其2008年所立的公证遗嘱处理。同时，针对被告吴畏通过代理人提交的一份所谓“口头婚前协议”的声明，京云律师也明确指出，即使存在这样的口头约定，也无法对抗法律效力明确的公证遗嘱，更不影响当事人在其后通过法定形式改变自己的意愿。京云律师的代理意见逻辑清晰，法理依据充分，准确地切中了本案的法律要害，为法庭最终作出公正判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严谨的审理，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最终采纳了京云律师的代理意见。最终，法院判决：被继承人吴建国在宜山路房屋中享有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由原告刘慧继承四分之一，由被告吴迪继承四分之一。经析产继承后，宜山路房屋的产权由原告刘慧享有四分之一，被告吴迪享有四分之三。这个结果意味着，吴迪先生不仅保住了自己原有的房屋份额，还根据公证遗嘱和法定继承规则，额外获得了一部分遗产。与之相对，原告刘慧仅获得了远低于其诉讼请求的份额。对于原告已领取的抚恤金，法院也判决由其向两被告支付相应款项。这一判决结果，厘清了多份遗嘱并存时的效力规则，有力维护了公证遗嘱的严肃性和法律效力。京云律师以其深厚的专业功底和严谨的代理工作，成功守护了当事人的核心财产权益，也再次彰显了京云律师事务所在处理复杂、疑难家事纠纷领域的卓越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