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92万回扣、31套房产:天津某医院放射科主任长达20年的“权力变现之路”

严驰泽，上世纪70年代出生，2001年9月起担任天津市某医院放射科副主任。雷一婧也曾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离职后从事医疗行业相关生意。2004年，雷一婧为将自身业务推广至严驰泽所在科室，主动与其交好。2009年，严驰泽与前妻离婚后，同雷一婧正式确立恋爱关系。

2010年起，为避人耳目，雷一婧逐步将原有胶片业务转给好友和前员工，并商定每卖出一张胶片，她便能得到提成2元。而后，雷一婧更多次作为“中介”，帮多家医疗器械厂商将设备销售至严驰泽所在的放射科，每成交一笔，即可从中获取高达数十万元的好处费，连同两人外出游玩的开销，也都由供应商一并“打点”到位。2013年9月，严驰泽升任放射科主任。

放射科的设备采购涉及两个关键节点：采购与验收。在这两个节点上，严驰泽拥有近乎100%的话语权，他曾多次表示“我的意见很重要”“我有很大的话语权”。而这意味着，哪家厂商的产品能够进入科室、哪个品牌能够中标、设备到场后能否顺利通过验收并拿到货款，最终都几乎由他一人决定。同时，他不仅能决定哪个品牌的产品可以“进院”，还能决定已经“进院”品牌产品的使用量。

当采购与验收两道关口集中于同一人手中，且相关复核与监督机制未能实质介入时，便形成了缺乏有效制衡的权力闭环，而这一权力结构，成为了其后二十年利益输送得以持续运转的前提。

严驰泽的受贿行为始于2004年，直至2024年3月，跨度约二十年，其收受回扣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次明显的形态变化。

最开始，绝大多数供应商选择以现金方式行贿，刻意回避银行流水记录。而后，部分厂商开始采用更具隐蔽性的方式。某医疗器械公司先后搭建多个医疗类APP，以“线上答题、上传课件、参加会议”为名义，向特定人员发放所谓“奖励”，达到变相行贿。其题目无实质考核内容，课件与会议截图可由业务员代为操作，严驰泽每月通过该渠道收受约10万元。随着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持续累积，严驰泽担心风险，最终还是叫停了这一方式，回归现金交易。

后期阶段，严驰泽开始着手处理已积累的大量现金，“洗白”赃款。自2018年3月起，他与雷一婧通过房产中介宁曦（化名）、茶具商杨席（化名）完成资金流转。

严驰泽先将现金交给宁曦，再由后者存入自身账户后按月转入严驰泽账户，每笔转账备注统一填写为“房租”，初期每月5万元，后涨至5.5万元。2018年3月至2019年底，宁曦转账110万元；

2020年1月至2024年3月，雷一婧又联系上茶具商杨席，杨席以类似的方式共转账279.5万元，合计流转389.5万元。

无论是宁曦还是杨席，虽有疑惑，但碍于大客户人情与合作关系，始终按照对方要求配合操作，双方之间并无真实租赁关系。

2024年2月20日，蓟州区监察委员会对严驰泽、雷一婧涉嫌职务犯罪立案调查。

同年8月30日，蓟州区检察院提前介入，在审查中发现长期现金交易及洗钱嫌疑，随即将洗钱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2024年9月10日，二人被移送至蓟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5年1月20日，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对严驰泽、雷一婧涉嫌洗钱犯罪立案侦查。同年3月4日，该局将案件移送蓟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5年9月10日，蓟州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严驰泽犯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30万元；雷一婧犯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60万元。雷一婧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2025年12月29日，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检察机关在受贿罪之外，同步追加认定了洗钱罪。这意味着，司法不仅追责收钱的行为本身，也对后续转移、掩饰赃款来源的行为进行了独立评价。严驰泽在案发后主动配合变卖房产、退缴全部违法所得，这一情节在量刑中均有体现。

严驰泽案所揭示的问题，并不止于个人的贪婪。当一个科室的设备采购与验收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且技术参数的制定与评判缺乏外部复核机制时，“专业判断”便可能异化为不可追溯的利益交换工具。与此同时，行贿手段从现金走向数字化平台、洗钱方式从隐匿走向虚构民事法律关系，也提示监管手段需要同步更新：资产异常核查与大数据的资金链路穿透，在发现隐蔽利益输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雷一婧在提讯中曾说“大家都这样”。但“大家都这样”，从来不是违法行为的挡箭牌，侥幸心理终不可取。共计31套的房产，没能成为他们安稳着陆的避风港，反而成了20年间的权力失控最直观的事实证据。

参考信息：《方圆》杂志、医药财经、红星新闻、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