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观 | 2800万房产遗赠公益,亲属私下瓜分售房款?浅析合同效力的依职权审查与公益捐赠财产的保护边界

在继承纠纷中，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申请撤诉，看似是各方意思自治的完美结局。然而，当这份协议的标的物背后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公益遗愿时，法律的审查便不会止步于当事人的“皆大欢喜”。法院以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的方式，守护了一位老人“捐给希望工程”的最后遗愿，为公益捐赠财产的法律保护树立了标杆。

01案情回顾

一份公证遗嘱，三方私下和解，2800万售房款的争夺

2011年3月9日，上海市淮海中路某弄房屋的原产权人徐某丙去世。生前，他于2011年1月17日立下一份经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公证的遗嘱，明确写道：“……现委托徐某甲在我百年后办理我房屋出租和出售事宜，所得钱款除了办理后事之外，还掉欠别人的债，其余捐给希望工程，由武康居委会监督。”

徐某丙去世后，其亲属李某甲、王某某、李某乙于2011年8月5日向法院起诉徐某甲、徐某乙，提起遗嘱继承之诉。上海市某基金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提出诉讼请求。

然而，2011年12月2日，三方在诉讼过程中自行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约定：系争房屋售房款在扣除处理后事、清偿债务等七项必要支出后，剩余款项由上海市某基金会得80%、三原告得8%、徐某甲和徐某乙各得6%。协议签订后，各方均申请撤诉，法院准予。

此后，为方便处分房屋，上海市某基金会以接受遗赠公证的方式成为系争房屋的产权人。2012年10月12日，房屋以二千八百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汉某公司。李某甲等三人、徐某乙、徐某甲分别得款80万元、60万元、70万元。

然而，围绕剩余款项的分配，矛盾再次爆发。李某甲等三人诉至法院，要求上海市某基金会按照《和解协议》支付售房款2870万元的8%即2263900元。

02裁判解析

六轮审判的曲折历程，法院依职权否定协议效力

本案的审判历程堪称一波三折：

• 一审（2014年）：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上海市某基金会向三原告支付113万余元，向徐某甲、徐某乙分别支付74万余元、84万余元。

• 二审（2017年1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再审审查（2017年7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再审。

• 再审（2017年11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 重审一审（2018年6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 重审二审（2018年10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01民终957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终生效判决的核心逻辑，直指合同效力的依职权审查：

第一，《和解协议》违反了《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法院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五条的规定：“捐赠财产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符合公益目的，不得将捐赠财产挪作他用”。徐某丙的遗嘱明确表达了将个人财产捐赠给希望工程的愿望，合法有效，理应得到遵从。上海市某基金会作为公益基金管理人，在代表希望工程接受遗赠后，应当按照徐某丙的遗愿处理涉讼房屋出售收益，在扣除各种必要支出后，余款应当作为公益款全部用于希望工程，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法院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不受当事人主张的限制。

尽管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和解协议》的效力均无异议——原告主张按协议履行，被告仅对分配基数提出异议——但法院认为，合同效力是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审查的事项。对于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即使当事人均未提出效力异议，法院仍应主动审查并确认其无效。

第三，原告的诉求既违背遗愿，又不符合公益目的。

法院认定，李某甲、王某某、李某乙依据《和解协议》主张的8%份额，既非徐某丙遗愿中的受益人，也不属于处理涉讼房屋发生的必要支出，明显不符合公益目的，依法不予支持。

03裁判要旨

确立合同效力依职权审查与公益财产保护的裁判规则

本案确立了以下核心裁判规则：

1. 合同效力的依职权审查原则：尽管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均无异议，但法院仍应主动审查系争合同的效力。对于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确认合同无效。这一规则深刻表明，合同效力审查是法院的法定职责，不因当事人的沉默或合意而免除。尤其在涉及公共利益、公益事业的案件中，法院更应穿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表象，主动审查合同是否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2. 公益捐赠财产的专属性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捐赠财产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符合公益目的，不得挪作他用。受赠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用途。公益捐赠财产具有明确的公益目的指向性，任何试图通过私下协议改变其用途的行为，均可能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被认定为无效。（详见法条原文）

3. 遗赠意愿的优先遵从：当遗赠人通过公证遗嘱明确表达了将财产捐赠给公益事业的愿望时，该遗愿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受赠人、继承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均不得擅自变更遗赠的用途与受益对象。即使各方在诉讼中达成“和解”，若该和解实质上改变了公益遗赠的用途，法院仍应依职权否定其效力。

04实务建议

公益捐赠、遗赠纠纷的合规与风控建议

• 公益基金会（受赠人）：严守捐赠意愿，拒绝“和解”诱惑

公益基金会在接受遗赠或捐赠后，必须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和公益目的管理、使用捐赠财产。在涉及继承纠纷的诉讼中，基金会切勿为尽快结案而与继承人签订改变捐赠用途的《和解协议》。此类协议即使获得各方签字认可，也可能因违反《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被法院依职权认定为无效，基金会还可能因此承担管理失职的法律责任。建议在参与诉讼时，始终以“捐赠人意愿不可变更”为底线，必要时主动向法院披露捐赠的公益性质，请求法院依职权审查协议效力。

• 遗赠人（捐赠人）：完善遗嘱形式，明确公益用途与监督机制

公民在立遗嘱将财产捐赠给公益事业时，应当采用公证遗嘱等法定形式，确保遗赠的真实性和法律效力。建议在遗嘱中明确以下内容：（一）捐赠的具体财产范围与用途；（二）受赠人的名称与资质；（三）捐赠财产的管理与使用规则；（四）监督机构的职责与权限。本案中，徐某丙的遗嘱经公证处公证，并明确指定“由武康居委会监督”，为后续法院认定遗赠效力、保护公益财产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 继承人及亲属：理性评估诉求，避免“无效和解”的沉没成本

继承人在发现被继承人留有公益遗赠遗嘱后，应当清醒认识到：公益捐赠财产不属于可自由处分的遗产范围。试图通过诉讼和解、私下协议等方式瓜分捐赠财产的行为，不仅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无效，还可能面临返还已得款项的法律后果。建议在诉讼前咨询专业律师，评估诉求的合法性与可行性，避免投入大量时间、金钱成本后最终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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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及一般司法实务整理，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

栏目介绍

“法观”栏目由陈沛霖律师主持，鲁瑶瑶律师（实习）参与编辑。本栏目依托人民法院案例库，精选具有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深度解析裁判规则与法律适用，致力于统一裁判尺度的传播与法治精神的弘扬。观案例之法，察判决之道。以案为鉴，与法同行——这里是「法观」。

陈沛霖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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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沛霖律师是贵州遵义人，中共党员，现任贵州贵遵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企业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经济犯罪辩护、家庭婚姻财产争议解决。常代理合同纠纷、劳动纠纷、股权纠纷、离婚纠纷、人格侵权纠纷等案件。协助您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布局”，助力企业将“事后救火”转变为“事前排雷”。依托贵州贵遵律师事务所的专业支持坚持高效分析响应、坦诚揭示风险，提供定制化法律解决方案。系贵州宇强粮油有限公司、贵州豚丰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法律顾问，曾获评“最美桐梓人”荣誉称号。

鲁瑶瑶 律师（实习）

鲁瑶瑶律师（实习），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法学专业。2026年4月加入贵州贵遵律师事务所。擅长交通事故赔偿、工伤保险待遇赔偿、婚姻家庭、民间借贷、商事合同纠纷等有关方面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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