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30年之困:被地产霸权捆死的繁华,和再也追不上的内地
刚带娃从香港跨年回来,迪士尼的烟花在维港上空炸开时,我却没半点浪漫的感觉——这座被称为“东方之珠”的城市,早已在资本垄断和自我封闭里,变成了一座光鲜的“围城”:里面的人被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外面的人看着它与内地的差距越拉越大,只剩一声叹息。
一、“李家的城”:垄断之下,普通人连呼吸都要花钱
去香港之前,我只听说过“李家的城”,但只有亲身经历,才懂这五个字背后的窒息感。从尖沙咀坐地铁去罗湖口岸的路上,我亲眼看到大片大片的空地和两层小楼,像江浙农村的民居一样散落着,明明有足够的土地能建公屋、盖厂房,却被死死捂着不开发。后来才明白,这就是香港“四大家族”的生意经——他们控制着香港75%以上的商用物业和45%的住宅开发,还垄断了电力、燃气、零售等民生领域,港人从出生到死亡,每一笔消费都在给这些财团“输血”。
李嘉诚家族的操作最具代表性:1999年拿下数码港项目时,打着“发展科技”的旗号,却把70%的用地建成了豪宅,每平米地价仅11港元,卖出的价格却高达12万港元,用公共资源为私人资本牟利。这种“囤地控价”的模式,直接把香港房价推到了全球第一——2026年香港二手房均价仍高达3.6万+/平,元朗、屯门这些靠近深圳的区域,房价甚至飙到4.3万/平,普通人买房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凑够首付,房价收入比至今领跑全球。
而高房价带来的,是普通人的生存绝境。前阵子新闻里那个四十出头的阿姨,攒了半辈子钱刚还完房贷,房子就因外墙装修架失火毁于一旦,当场哭到崩溃。这不是个例,香港人均居住面积仅16平米,大量家庭挤在“劏房”里,一辈子被一套房绑架,抗风险能力低到尘埃里。更讽刺的是,香港公屋轮候时间长达6.5年,青年自置居所率只有12.3%,比1997年下降了28个百分点,而隔壁的新加坡靠组屋政策,让82%的公民都能拥有住房,房价收入比仅7.3倍,对比之下,香港的住房问题哪里是“土地不足”,分明是“人为造缺”。
物价和交通的昂贵,更是把这种垄断压榨体现得淋漓尽致。一瓶普通矿泉水要六七港币,十年前四五十块的九记牛腩,现在直接飙到过百。从尖沙咀坐地铁到罗湖,倒三趟车花了40多港币,是西安对角线地铁票价的六七倍——在西安,6块钱能从西南郊坐到东北郊,而在香港,14块多港币的大巴费,只够从太平山坐到中环。带着娃和两个行李箱出行时,这种不便被无限放大:香港的地铁站大多是老建筑,扶梯难找,无障碍设施简陋,拖着行李穿梭在狭窄的通道里,简直像渡劫。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垄断资本的贪婪——他们要靠高物价、高房价维持利润,至于普通人的生活便利,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
二、隐性歧视:回归30年,同胞之间还要分三六九等?
如果说高物价是经济压力,那香港街头的隐性歧视,就是扎在心里的一根刺。这次旅行,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语言定待遇”:在迪士尼安检时,前面两个说粤语的老太太,被安检员翻包翻得格外仔细,态度也很不耐烦;轮到我,我用英语简单说了句“just water and snacks”,再把手机拿出来示意了一下,人家摆摆手就让我过了。
这种差别对待不是个例。网上有内地博主分享,在香港买水果,只因说了普通话,就被老板嫌“事多”;打车时,司机听到普通话就脸色一沉,嘴里嘟囔着抱怨;甚至有咖啡馆根本不提供中文菜单,明明90%的顾客都是中国人,却偏要用英文标榜“高端”。更离谱的是,还有店铺门口贴着“问路费一次10元”,有人因为讲普通话,吃饭时被多收2块钱。这些小事看似不起眼,却透着一股令人恶心的优越感——仿佛说普通话的内地人,就低人一等。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种歧视背后,还有激进分子的推波助澜。几年前的“驱蝗”行动中,激进人士在尖沙咀用污言秽语辱骂内地游客,喊着“返回大陆”的口号,甚至包围游客、引发肢体冲突,导致不少店铺被迫关门 。他们无视内地自由行给香港带来的3065亿港元旅游总收益,无视CEPA帮助香港走出非典阴霾的事实,一味用民粹行为激化矛盾,把“同胞”当成敌人 。回归30年了,香港街头的殖民印记还没褪去——维多利亚港、太子道、佐敦站(译自Jordan),这些带着殖民色彩的名字,像一道道没愈合的疤。有人说改名字成本太高,但比起这些符号,更难改变的是部分人骨子里的偏见:他们一边享受着内地的支持,一边又对内地同胞摆着冷脸,这种割裂感,比语言不通更让人膈应。
三、产业空心化: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和内地差距越拉越大
香港的产业困境,最让人可惜——明明握着顶尖的科研资源,却硬生生被高成本和垄断逼得“实业空心化”,和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
港大、港科大这些高校稳居QS世界百强,基础研究牛到不行,在生命科学、量子科技等领域的论文和专利质量全球领先,InnoHK创新平台汇聚了超2500名科研人才 。但再好的科研成果,到了转化环节就卡壳——专利转化率不足10%,核心问题就是高成本:中试车间租金贵、工业用地稀缺,转化成本是内地的数倍,“能搞研究,却造不出产品” 。香港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现在连1%都不到,1980年还有23%,之所以会急剧下滑,就是因为地租成本飙升,工厂只能外迁到珠三角,香港彻底失去了制造业基础。
而内地呢?这些年电动车、光伏、芯片、无人机早就形成完整产业链,大模型、人工智能企业扎堆上市,科创生态越做越完善。就连近年赴港上市的硬科技企业,研发和生产也全在内地,香港只是个融资平台,根本没分到实业和科研的红利。香港的初创公司集中在科学园和数码港,但真正能坚持下来并投入生产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是偏向平台应用的企业,很难做出规模 。就像电子钱包,内地大市场支撑起两大支付平台,形成规模效应,而香港有8个电子钱包,彼此互不互通,根本不利于商业发展 。
有人说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能破局,这个“一区两园”的平台确实在努力打通“香港出理论+深圳做转化+大湾区量产”的通道,目前已经汇聚了447家科技企业、1.5万余名科研人才 。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因为香港的核心问题没解决——高房价带来的高成本、大资本对土地和民生的垄断、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这些都是捆在香港身上的枷锁。当年“占中”事件的爆发,除了境外势力的蛊惑,本质上也是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的情绪爆发:高房价让他们买不起房,实业空心化让他们找不到好工作,阶层固化让他们看不到上升通道,这种焦虑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最终酿成了社会动荡 。
四、结语:香港的未来,不能再靠“吃老本”
这次旅行,我看到了香港的浪漫与繁华,也看到了它的拧巴与困境。它有顶尖的高校,却留不住科创成果;有便利的金融体系,却支撑不起实业发展;有光鲜的国际形象,却让普通人喘不过气。香港的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的房价问题或产业问题,而是高房价、垄断、偏见、产业空心化相互交织的系统性问题。
“一国两制”承诺的“50年不变”,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不是让香港停滞不前,更不是让殖民印记继续留存、让资本垄断横行。香港的优势的是国际视野和顶尖科研,但这些优势如果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最终只会慢慢流失。
现在的香港,就像一个捧着金饭碗要饭的人:手里握着基础研究、金融服务这些“金疙瘩”,却被高房价和垄断捆住了手脚,眼睁睁看着内地在硬科技、制造业领域一路狂奔,把自己远远甩在身后。如果香港不能打破资本对土地和民生的垄断,不能放下对内地同胞的偏见,不能摆脱对金融地产的路径依赖,再过十年,它可能还是那个样子——迪士尼的烟花依旧浪漫,维港的夜景依旧璀璨,但普通人的生活依旧艰难,与内地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都希望它好。但“好”不是靠吃老本,也不是靠垄断压榨,而是靠真正解决普通人的生存困境,靠打通产业发展的堵点,靠消除同胞之间的隔阂。只有这样,香港才能真正实现“由治及兴”,重新找回属于它的活力与荣光。否则,这座“东方之珠”的光芒,只会在资本的贪婪和自我封闭中,慢慢黯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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