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四月，梧桐叶刚抽出新绿，同济医学院退休教授李建国却觉得寒意刺骨。他坐在养老社区活动室的木椅上，黑色的羽绒服裹紧了佝偻的身躯，百岁高龄的脸上，皱纹像被揉皱的宣纸，此刻正浸着浑浊的泪。
“为争房产，100岁老教授和3子女反目成仇……” 手机里刷到的新闻标题，像一根针，扎进他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脏。他浑浊的眼睛望向窗外，那里曾有他和妻子、四个子女在弄堂里的欢声笑语，如今却只剩冰冷的官司文书和三个子女决绝的背影。
李建国曾是医学院病理科的权威，手术刀下剖开过无数病灶，却剖不开子女心中对房产的执念。那套位于徐汇区的老房子，房产证上写着他、亡妻和二儿子的名字。四十年前，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老大从宁夏农场调回上海，安排进了三甲医院；把老三、老四也从郊县接回，顶替妻子的岗位，端上了“铁饭碗”。他以为自己给了子女最稳妥的人生，却唯独对二儿子有份亏欠——当年条件有限，二儿子是唯一没享受到“回城托举”的孩子。
“我老伴走后，房产证‘死’了，必须走完继承流程才能卖。” 他的声音带着老人特有的沙哑，“我就想把老大、老三、老四的份额收回来，连同我自己的，在世时全给老二。” 这是他和亡妻早就商量好的遗嘱，想在百年前把一切安排妥当，免得子女日后反目。
可他没想到，这份“补偿”成了导火索。老大、老三、老四跳出来反对，理由含糊其辞，只说“老二坐享其成”。李建国气得浑身发抖：“他们40年前想要的，我都给他们安排好了！房子、工作、职称……现在倒来争这一套！”
法庭上的对峙像一场酷刑。老大甚至提出他“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企图否定他的遗嘱。“我说话不算数？写字不算数？” 李建国拍着桌子，把体检报告摔在律师面前，“我要证明我一切正常！”
官司还没落幕，亲情早已成灰。他过百岁生日，三个子女没来；逢年过节，家门冷清。“他们变成陌生人了，死心死意地和我对着干。” 他抹了把脸，“我去世以后，也不想他们再来。”
春日的阳光透过落地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李建国望着那些移动的光斑，像在看自己流逝的岁月。他一生解剖病理，却没料到自己的晚年，会被一套房子，剖解得如此支离破碎。在他百岁的年纪，这场关于房产的战争，最终赢了官司，却输了整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