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circumstances, the first step must be to analyse the evidence of the transferor's intention. The evidence may be biased, uncorroborated, contradictory or difficult to comprehend. But the relevance, reliability, credibility and persuasiveness of the evidence must be evaluated, no matter how challenging the exercise may be. Indeed, where the transferor is available to give direct evidence of his intention, it is difficult to conceive whe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esumptions will be necessary."

（译义：据此，第一步必须是分析转让人意图的证据。该等证据可能存在偏颇、缺乏佐证、相互矛盾或难以理解；但无论该项工作如何困难，均须就证据的相关性、可靠性、可信性及说服力作出评估。事实上，在转让人可亲自就其意图作证的情形下，几乎难以设想推定为何应被适用。）

举证责任在此一并被厘清（第 32、35 段）。主张推定信托的转让人即索赔人始终承担法律举证责任，自始亦承担证据举证责任，即须主动提交证据证明其当时无意使受让人受益。若相关证据本应可取得但未被提交，法院可依既定原则考虑作出对索赔人不利的推论。

在本案事实层面，上诉法院逐项重新评估：

（a）双方在购房当时均不了解法律权益与实益权益的区分（第 37 段）。Jake 在交叉询问中承认其对推定信托概念毫无认知，直至诉讼开始才得知；Millie 同样陈述其于诉讼前不知实益权益可与登记权益不同。上诉法院因此认为，双方在 99:1 文件上签字时，不可能形成与 99:1 不同的实益持有意图（第 38 段）。

（b）Jake 在二次宣誓书中明确陈述 99:1 安排「并非虚假」，在交叉询问中亦称该安排「真实」，并表示其无意误导新加坡税务局（第 40 段）。该陈述的唯一合理解读是：双方在签署 99:1 文件时真实意图即按 99:1 享有法律与实益权益。

（c）Jake 案件中关键的「50:50 协议」与「不忠条件」均不为现存证据所支持；其陈述前后不一，且未传唤购房当日的可能见证人作证以印证其主张，据此应作不利于 Jake 的推论（第 42 至 48、49 至 75 段）。

（d）双方在 2018 年 7 月 19 日、2018 年 12 月 3 日及 2020 年 7 月 20 至 21 日的短讯往来中，反复出现 Jake 同意将物业放在 Millie 名下、并自认有失去其出资风险的表述；从未明确出现「不忠条件」或「第二套物业条件」的对应内容（第 59 至 75 段）。

依此重新评估，上诉法院认定双方共同意图即 99:1 法律与实益共有；Jake 已具备以其出资金额惠及 Millie 的意图（第 89、90 段）。推定信托不产生。上诉以此为单独基础即可成立（第 91 段）。

对当前以非夫妻关系共同登记新加坡住宅物业的当事人：法院有可能不会以出资比例推定覆盖文件证据。只要有同期文件、短讯、电邮反映当时双方对登记比例的认知与同意，该等证据将处于优先地位。上诉法院在判决第 39 段明确指出，推定信托的成立虽然并不要求当事人在购房时即理解法律权益与实益权益的法律术语；关键是证据是否显示登记权益不反映双方对所有权归属的真实意图。若希望日后被法院承认与登记比例不同的实质安排，必须有足够同期证据，显示登记比例并不反映双方对所有权归属的真实意图。仅以「我方出资更多」为由，在文件齐备的现代实务中通常难以单独支撑推定信托主张。

二、99:1 与信托结构组合下，非法性可能在两个环节产生

上诉法院于第 97 段对额外印花税制度的范围与立法目的作出概述，与前言所述一致；并于第 98 段进一步明确，99:1 加解除共有流程本身不一定涉及信托结构。以下关于非法性的分析是上诉法院的旁论：在已确认推定信托不成立的情况下，上诉法院明确表示「严格而言无必要」（strictly unnecessary，第 93 段）处理非法性议题；以下表述均为「假设高等法院关于推定信托的认定成立」前提下的暂时性观察。

上诉法院并未对「99:1 安排本身（在不涉及信托结构的情况下）是否构成《印花税法》第 33A 条项下的额外印花税避税」作出定论（第 101 段）。判决所处理的，是 99:1 安排同时涉及信托结构的情形。在此情形下，上诉法院于第 106 段区分了两类可能的非法性发生路径。

第一类，印花税缴纳不足与逃税在解除共有阶段并发。双方以 99:1 比例购入第一套物业，但同时存在一项信托，使实益比例不同于登记比例。在解除共有时，1% 持有方 X 将其全部实益权益转让给 99% 持有方 Y，但向当局申报时仅显示 1% 法律权益的转让，故仅就 1% 缴纳印花税。该情形下 X 必然知悉其实益权益超过 1%，否则其无从转让该等权益。该转让同时构成《印花税法》第 4(2) 条项下的印花税缴纳不足，以及第 62(a) 条项下的逃税。该阶段完成后，X 在购买第二套物业时已无第一套物业之实益权益，故第二套物业购置环节无额外印花税规避问题。

第二类，违法行为发生在第二套物业购置阶段。双方以 99:1 比例购入第一套物业并附信托，实益比例不同于登记比例。解除共有时仅作 1% 法律权益转让，并就该 1% 据实缴纳印花税。X 在该阶段仍保留对第一套物业的实益权益（即原实益权益减去已转让的 1%）。X 此后购买第二套物业时，向当局申报其对第一套物业无任何权益，从而规避额外印花税。若 X 不知悉自己仍保留有实益权益，可能仅构成《印花税法》第 4(2) 条项下的印花税缴纳不足；若 X 明知该等权益的存在并刻意隐瞒，则构成第 62(a) 条项下的逃税。

将该区分适用于本案，上诉法院认为高等法院将非法性定位在解除共有阶段、并定性为印花税缴纳不足的进路错误（第 108 段）。理由有二。其一，若 Jake 仅转让 1% 法律权益，他在解除共有阶段根本无义务申报其所余实益权益，该阶段不会发生印花税缴纳不足或逃税。其二，在假设高等法院关于推定信托的事实认定成立的前提下，Jake 必然意识到其对物业的权益超过 1% 法律登记；因为高等法院本身已根据 Jake 的言行（包括其将物业视为联合投资、出售时主张按出资比例回收等行为）推断 Jake 不打算以其出资金额无条件惠及 Millie。

在此前提下，Jake 必然知悉其在解除共有后仍保留实益权益。其在购买第二套物业时如不予披露，所筹划的违法形态应为《印花税法》第 62(a) 条项下的逃税（最高罚款 10,000 新元或最高 3 年监禁，或两者并科）；定性为印花税缴纳不足并不准确。

对计划采用 99:1 加解除共有安排购置第二套住宅物业的购买人：法院尚未对 99:1 登记本身在不涉及信托结构时是否构成《印花税法》第 33A 条项下的避税作出定论；但一旦有证据显示登记比例并不反映双方真实的实益归属安排，信托关系即可能产生，该信托与后续解除共有及第二套物业购置组合后，触发的责任在上诉法院的假设性分析中可能上升至《印花税法》第 62(a) 条项下的逃税。

在本案式事实下，主张推定信托的当事人会面对一个难以回避的矛盾：其若以「联合投资、期待按出资比例回收」等事实证明自身权益大于 1% 登记权益，便也可能同时证明其知悉自身实益权益超出登记比例，从而在后续第二套物业购置中引发逃税风险。

三、未实施的违法目的，仍可能污染信托

上诉法院于第 124、128 段沿袭其在 Ting Siew May v Boon Lay Choo [2014] 3 SLR 609 第 94、98 段的立场：

"Once an illegal object of the contract has been established, that object taints the contract itself and it is no answer to say that the illegal object has not been carried out."

（译义：一项合同的违法目的一旦确立，该目的即玷污合同本身；以「违法目的未被付诸实施」为由抗辩，并不成立。）

具体到本案，在假设高等法院关于推定信托的认定成立的前提下，即使 Jake 与 Millie 因分手最终未购置第二套物业、额外印花税实际未被规避、逃税实际未发生，该违法目的仍在推定信托成立之时将其玷污。

高等法院曾援引 Ting Siew May 第 96 段所提及的表述「abandonment of an original unlawful intention can be taken into account only if there was an ignorance of the unlawfulness of the intention in the first place」，认为本案当事人不知印花税缴纳不足违法，故该违法目的的放弃应被考虑。上诉法院驳回该路径（第 125、126 段）。其一，Ting Siew May 第 96 段并未确立此种例外，该段实际是在驳斥被告方对 Waugh v Morris (1873) LR 8 QB 202 的引用。其二，即便存在此种例外，鉴于本案应被定性为逃税，该例外亦不适用。

在政策层面，上诉法院于第 130 段确认额外印花税规则在维持新加坡住宅市场稳定方面承担关键职能（第 97 段），并提及政府已于 2022 年 5 月通过引入针对信托结构的额外印花税新类目对信托规避路径作出回应。允许 Jake 主张推定信托，等于在司法层面认可一项规避额外印花税的安排，与该政策定位直接冲突。

在比例性分析方面，上诉法院于第 131 段指出：Jake 的后果固然严重，其出资超过一半却仅能保留 1% 登记权益，并失去其主张的额外实益份额；但在违法目的涉及不诚信的情形下，拒绝执行所造成的财务后果极少会压倒违法行为本身的严重性。

对已经设立 99:1 加信托结构、但尚未实施解除共有与第二套物业购置的购房人：在上诉法院假设性分析的框架下，若该信托是在规避或逃避额外印花税的目的下设立，并属于类似本案所分析的逃税情形，即使后续没有真正购置第二套物业，法院仍可能认为违法目的在信托成立时即已玷污该信托，从而拒绝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