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的幸福,丈量社会温度 | 房产如何稳妥传承?手写遗嘱缘何被判无效

7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新闻通报会，为老年人财产安全送上了一份来自法院的“避坑指南”。

2021年至2025年，该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每年审结该类案件数量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从4.4%一路上涨至15.5%。其中，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达85.9%，诉争财产90%以上都涉及房产，其中近半数同时涉及存款。作出财产处分的老人中，80至89岁群体居多，占比64.3%，这个年龄段老人面临养老、身后财产安排等现实考量，处置财产的意愿最为强烈，相关纠纷集中高发。

案件审理中暴露出的问题，高度集中在遗嘱订立不规范、财产处分行为反常以及老年人意愿反复变化这三个方面，每一处都关系着老年人晚年的安全与尊严。

案例一：打印遗嘱、录像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依法认定无效

赵某与李某系夫妻关系，生育二子为赵某 1、赵某 2。

赵某于 1990 年去世，李某于 2018 年去世。赵某 2 于 2017年去世，其与妻子王某生育一子赵某 3。赵某 3、王某提供赵某 2 遗嘱一份，内容为“本人自愿在去世之后将名下所有财产由儿子赵某 3 全部继承……立遗嘱人：赵某 2 2016 年10 月 12 日 证明人：邹某、廖某”。该遗嘱除“赵某 2”“邹某”“廖某”为手写并捺印外，其余均为打印。赵某 3 陈述遗嘱系其用家里电脑打印，是赵某 2 让喊上赵某 3 的两个朋友邹某、廖某来见证。赵某 3、王某另提交李某视频遗嘱两段，主张李某将相关遗产交由赵某 3 继承。该两段视频中均未记录见证人姓名信息，亦未记录日期。赵某 1 对该遗嘱同样不认可。

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 2 所立遗嘱，除落款签名外其余内容均为打印，且赵某 3 明确表示该遗嘱由其代为打印，而赵某 3 与遗嘱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故该遗嘱不符合有效遗嘱的法定形式。李某的视频遗嘱，由于视频中对于见证人的身份信息、录制时间等关键信息均未能明确记录，不符合视频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法院对该遗嘱也不予认定。

遗嘱属于要式法律行为，其严格的形式要求旨在确保遗嘱的真实性，保障遗嘱能够切实体现立遗嘱人处分遗产的真实意愿。《民法典》明确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同样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因此，订立遗嘱时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以免因形式瑕疵导致遗嘱无效，不仅无法实现立遗嘱人的意愿，更易引发不必要的家庭纠纷。

案例二：打印遗嘱不符合“时空一致性”要求，依法应认定无效

陈某与钱某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陈某 1、陈某 2 等四名子女。陈某 2 提交打印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立遗嘱人钱某去世后，在其承租的公房拆迁、腾退后，其所有的房产及财产都由陈某 2 继承。该遗嘱下方有钱某签字捺印、代书人方某签字捺印注明日期、见证人秦某签字捺印注明日期。秦某出庭作证称其不知道遗嘱是什么时候打印的，方某出庭作证称遗嘱由其提前打印好拿到钱某处，当时钱某与陈某 2夫妻在场。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证人出庭陈述，两位见证人均未全程见证遗嘱的制作、形成过程，违背了打印遗嘱“时空一致性”的法定要求，故案涉遗嘱存在重大瑕疵，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应为无效遗嘱。

《民法典》针对打印遗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的规定，须符合“时空一致性”的要求。所谓时空一致性，即见证人须全程同步参与并见证遗嘱的全套制作程序。打印遗嘱的形成包含“电脑书写”与“打印机输出”两个步骤，这要求见证人必须对这两个环节全程在场见证：既要在场见证遗嘱人在电脑上书写内容，也要在场见证电脑中的遗嘱被打印输出。因此，民事主体订立打印遗嘱时，务必严格遵守 “见证人全程在场见证”的原则，确保时空同步，以免因见证程序瑕疵影响遗嘱效力。

案例三：证据足以证明老人赠与时缺乏行为能力的，赠与无效

张某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死亡，其与孙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女张某 1，张某 2 系张某的侄孙。2020 年 8 月 24日，张某与张某 2 签署《赠与合同书》将名下一处房屋赠与张某 2，但未实际履行。同年 9 月 3 日，张某与张某 2 又签署了一份关于该房屋的买卖合同，并依据该《房屋买卖合同》将产权转移登记到张某 2 名下，张某 2 未实际向张某支付房屋价款。此外，张某未留有任何书面材料或证据说明其为何将案涉房屋赠与张某 2。现张某 1 起诉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经鉴定，张某签署《房屋买卖合同》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法院经审理认为，综合鉴定结论、张某的既往病历、全部脑影像学资料、派出所证明、居委会证明、邻居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认定签署《赠与合同书》《房屋买卖合同》时张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张某的法定代理人张某 1 对张某的行为不予追认，法院认定《赠与合同书》无效，因《房屋买卖合同》是履行《赠与合同书》中关于房产过户相关合同内容的手段形式，所以该合同也无效。

老年人生前作出的财产处分之所以具有法律效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反映了老年人的真实意愿，而法律对行为能力的要求，本质上是为了确保这份意愿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本案中，老人生前将房屋赠与侄孙而非女儿，除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在特殊情形外，难言合乎常理。因此，法院本着尊重被继承人处理财产的真实意愿的原则，根据在案全部证据，综合分析判断老人在订立合同时缺乏行为能力，有效保护了老年人及子女的合法权益。

案例四：遗嘱因财产范围不明且真实性无充分证据佐证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被继承人宋某在与前妻离婚后，与照顾其生活的保姆关某登记结婚。婚后不足两年，宋某去世。诉讼中，关某提交一份宋某自书遗嘱，内容大意为“1.我的两处房产全部归关某单独所有；2.若官司胜诉且下款现金大于 100 万，给我爸10 万，剩下的归关某单独所有，若下款现金小于 100 万，则全部归关某单独所有；3.若官司胜诉，打下的是房产，则房产归关某单独所有，若还有现金部分，按照第 2 条分配。” 宋某的其他法定继承人对该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提出质疑，不认可其效力。该遗嘱的真实性因鉴定条件不足而无法确认。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遗嘱约定不同条件以指定分配财产归属，其处分的并非当时享有的明确财产权利，且财产的形式、价值均不明确，故其遗嘱对应的遗产范围不明确。同时在宋某的其他法定继承人不予认定遗嘱真实性的情况下，关某亦无充分证据证明所持遗嘱的真实性，故对于关某主张依据遗嘱继承财产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按照法定继承依法处理宋某遗产。

本案明确了老年人自立遗嘱的两项重要规则：一是遗嘱内容必须具体、确定，若财产指向不明，或附加“官司胜诉”等不确定条件，即使遗嘱形式要件齐备，也难以获得法律保护；二是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对遗嘱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若因鉴定条件不足等客观原因无法证明遗嘱真实，则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对老年人而言，在订立遗嘱时应主动向专业人士咨询，确保处分内容清晰、财产范围确定、无歧义附加条件；对家庭成员及照料者而言，应当尊重老人的真实意愿，有关财产安排可以书面、录像等方式明确，并与其他亲属坦诚沟通，以减少纷争，维护亲情与家庭和睦。

案例五：多份矛盾且短期内因受干扰而连续形成的遗嘱类文件无效，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被继承人连某育有张某 1、张某 2、张某 3 等四子。2012年 11 月 11 日，连某立有代书遗嘱，明确其享有的诉争房屋份额由张某 3 继承。2012 年 12 月 2 日，连某写有一份文件，表示出售诉争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同年 12 月 17 日，连某又写有一份文件，表示 2012 年 11 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 10 月 2 日，连某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张某 1（文字有涂改）。同年 11 月22 日，连某写有文件一份，表示给张某 3 签字的内容作废。2013 年 11 月 26 日，连某写有文件一份，表示房产由四个儿子均分。同年 12 月 15 日，连某写有文件一份，表示房屋听张某 3 安排，给张某 1、张某 2 的条子作废。十日后，连某又写有文件一份，表示房产给张某 1。2014 年 10 月 10 日，连某写有文件一份，表示房产给张某 1。经法院查明，上述文件出具时间与四个儿子分别探视老人的时间吻合。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母亲连某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连某就诉争房屋先后写过 9 份遗嘱或文件，多份文件的内容相互矛盾，且形式上存在瑕疵，可以反映连某的真实意思受到几个儿子意愿的干扰，考虑到遗嘱的形成原因及内容，连某所立遗嘱不能完全体现其真实意愿，诉争房屋属于其的遗产份额应由四个儿子按法定继承分割。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多份矛盾且短期内因受干扰而连续形成的遗嘱类文件能否体现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法院从案涉遗嘱文件的形成背景出发，认为连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受外界因素干扰，无法认定任一遗嘱系其独立、真实的意愿体现，最终按法定继承分割遗产，既符合《民法典》关于遗嘱效力认定的核心原则——遗嘱须体现被继承人真实意思，也兼顾了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现实需求。该案警示子女应尊重老年人的自主意愿，不得以不当方式干预其财产处分权，彰显了司法对老年人财产权益的全方位保护，以及对家庭伦理和公平原则的维护。

案例六：受赠人违反房屋赠与合同所附为赠与人保留居住权的义务，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

金某系赵某与其前夫所生之女。案涉房屋原登记在赵某名下。2021 年 2 月 28 日，赵某与金某签订《承诺书》，载明：“……母亲赵某自愿将自己名下单独所有的案涉房屋以无偿赠与的方式赠送给女儿金某，但保留自己有生之年在此赠与住房内永久性居住的权利。受赠人金某郑重承诺：在接受赠与后即承担起对母亲赵某生老病死的赡养与善待义务，赵某在此住房内永久居住……”该《承诺书》下方，赵某、金某作为承诺方签名按印，金某的姑姑金某 1、姑父路某作为见证方签名按印。2021 年 3 月 4 日，赵某与金某签订《赠与合同》，约定赵某将案涉房屋赠与金某，并于当日将案涉房屋过户至金某名下。2021 年 5 月 16 日，金某与案外人朱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朱某。后因本案所涉产权纠纷，案涉房屋被保全查封，无法办理网签及后续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朱某遂向法院提起房屋买卖合同诉讼，法院判决金某返还朱某定金、给付违约金及居间服务费损失。后朱某就该案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金某履行给付义务后，案涉房屋的查封被解除。赵某得知金某出售案涉房屋后，以金某未履行赠与合同所附义务为由起诉金某要求撤销赠与，返还房屋。

法院经审理认为，《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第六百六十三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赵某对案涉房屋的赠与应为附义务的赠与。根据《承诺书》的约定，所附义务为金某对赵某尽到赡养与善待义务，并确保赵某对案涉房屋的居住权益。而根据查明的事实，金某在接受案涉房屋赠与及办理过户后不久，即与案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出售案涉房屋，不仅构成对赠与合同所附义务的违反，在“以房养老”日渐成为重要养老方式的背景下，也侵害了赵某“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权益，现赵某主张撤销赠与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

《民法典》新增居住权制度后，为实现“居家养老”，老年人通过与子女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房产处置、赡养义务的做法越来越普遍，由此引发的纠纷也不断增多，其中以父母保留房屋居住权的赠与合同纠纷最为典型。该类案件涉及赠与合同规范与居住权制度的衔接，特别是保留居住权赠与合同性质、法定撤销权行使、赠与合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等是认定难点。对此，本案明确：“以保留房屋居住权利为条件的赠与合同系附义务赠与合同，该合同签订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后，受赠人将房屋擅自对外出售，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赠与所附义务，赠与人主张撤销赠与并返还房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对于平衡赠与人的期待利益与家庭稳定、交易秩序，弘扬孝亲敬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具有指导意义。

案例七：未按遗赠扶养协议履行扶养义务的，不享受受遗赠的权利

梁某与马某原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子二女。梁某与马某于 2008 年 2 月 25 日协议离婚。2021 年 12 月 2 日，梁某死亡。后，梁某的保姆张某向法院提交其与梁某于 2021 年 6月 15 日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起诉请求继承梁某名下诉争房屋。三子女均不认可张某履行了扶养义务，梁某与案外人的聊天记录载明“这个保姆不行，老想控制着我”“保姆拿着我的钱包和所有银行卡跑了”等内容。

法院经审理认为，遗赠扶养协议是否有效，核心在于扶养人是否按照协议履行了扶养义务。张某作为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依据遗赠扶养协议主张继承梁某名下房产，理应证明对梁某尽到扶养义务。从梁某养老医疗费用承担角度来看，多次就医、购买生活用品均通过梁某银行卡支付；从梁某的照顾角度，年迈患肾衰竭需定期进行透析，张某未提供其带梁某按时就医的足够证据，结合梁某与案外人的聊天记录，以及多次报警的有关情况，可以认定张某在日常照顾方面也未尽到遗赠扶养协议中的义务，无权依据《遗赠扶养协议》继承案涉房屋。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遗赠扶养协议是双务、有偿法律行为。扶养人承担对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并享有接受遗赠财产的权利；被扶养人享有接受扶养的权利，同时负有将遗产遗赠给扶养人的义务。遗赠扶养协议能够借助组织或个人的力量，帮助孤老病残解决生活困难，弥补社会救济不足，让更多的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但是，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后，如果扶养人有未尽扶养义务、未达到协议约定的扶养标准、严重虐待被扶养人等情形，扶养人将失去受遗赠的权利。

案例八：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

江某与桂某原系夫妻，育有江某 1、江某 2 两名子女。江某 3 系江某姐姐。江某 2 于 2008 年 9 月去世，未有子女。1999 年，江某与桂某离婚，2010 年 1 月 8 日，江某与赵某登记结婚。2015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二人两次离婚又复婚。2019 年 2 月，江某起诉离婚被法院驳回，同年 9 月江某去世。江某去世后，赵某提交一份江某于 2011 年 8 月 2 日制作的代书遗嘱，主张继承江某全部财产。江某 1 向法院提交江某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制作的打印遗嘱，起诉请求继承江某全部财产，但该遗嘱的其中一名见证人没有在场，系事后由江某 3 找来在遗嘱上签字。江某 3 提交 2019 年 8 月 26日与江某签订的《赠与协议书》称，江某曾将一套房产赠与其，后二人商议改为由江某 1 通过遗嘱继承该房产，并约定若江某 1 无法通过遗嘱继承，则赠与协议仍有效。经查，《赠与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

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提交的代书遗嘱中明确写明系给配偶的遗嘱，但双方离婚、复婚及起诉离婚，按照“婚姻关系破裂导致配偶受益的遗嘱失效”的常理推断，结合《赠与协议书》、给江某 1 的打印遗嘱，能够推出江某撤回给赵某的遗嘱的意思，代书遗嘱因江某撤回而不产生法律效力。江某与江某 1、江某 3 制作打印遗嘱的行为与之前江某与江某3 签订的《赠与协议书》内容截然相反，应视为江某对《赠与协议书》行使了任意撤销权或双方合意不再履行。江某 1提交的打印遗嘱欠缺见证人，不产生遗嘱的法定效力。综上，法院判决江某的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

本案聚焦遗嘱人以相反民事行为默示撤回遗嘱这一规则作出裁判，明确遗嘱撤回并非仅能以书面明示方式作出，遗嘱人生前另行订立遗嘱、签订赠与协议、提起离婚诉讼等与在先遗嘱内容相冲突的行为，综合考虑可推定其撤回遗嘱的真实意思，在先遗嘱相应失效。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尤其老年人群体，想要变更、撤回原遗嘱，最好通过明示方式另立新遗嘱并注明“撤回此前遗嘱”，确保自身财产处分意愿得到完整、准确实现，避免以行为推定意愿留下争议空间。

案例九：被继承人通过合法形式变更财产处分意愿的，应当认定有效

被继承人王某与张某系夫妻，二人育有王某 1、王某 2两名子女。王某于 2010 年 9 月 5 日去世，张某于 2014 年 11月 29 日去世。双方父母均先于二人死亡。案涉房屋于 2001年 5 月 23 日登记于王某名下，系夫妻共同财产。诉讼中，王某 2 提交了王某于 2004 年 5 月 24 日所立自书遗嘱及 2004年 5 月 27 日所立公证遗嘱各一份。自书遗嘱内容为：“当初购房时曾给次子王某 1 写过遗嘱，我和老伴同意将某区某楼房屋由其购买并归其所有。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王某 2 照顾，故对住房作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王某 2 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王某，2004年 5 月 24 日。”公证遗嘱则载明将王某名下房产份额留给王某 2，他人无权干涉。王某 2 依据上述遗嘱，诉请继承相应房产份额。王某 1 不同意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 1999 年、由王某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主要内容为将案涉房屋所有权归于王某 1，并据此主张所有权。此外，王某 1 还提交了 2005 年某医院的病情总结，拟证明王某在 2004 年 5 月 27 日设立公证遗嘱时已患老年痴呆症，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所立遗嘱应属无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 1 虽提交了落款签有“王某”字样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但王某 2 对该签名是否系被继承人本人所签提出质疑。在此情况下，王某 1 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签名真实性，故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关于王某 1 主张王某设立公证遗嘱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一节，法院认为，患病与民事行为能力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王某 1 所提交病历材料证明力较弱，不足以推翻公证遗嘱的效力。被继承人王某死亡后，继承开始，其生前所立公证遗嘱合法有效，案涉房屋中属于王某的遗产份额应按该公证遗嘱继承。因此，法院对王某 2 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被继承人有权根据自身意愿，以合法形式变更此前作出的财产处分安排，依法订立的在后遗嘱效力优先于在先遗嘱。本案中被继承人先后立下多份遗嘱，后续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对房产归属重新作出安排，属于正常变更个人财产处分意愿，该行为合法有效。同时也提醒大家，在订立、修改遗嘱时，应严格遵守遗嘱形式要件，清晰表达真实想法，切实保障自身财产处分意愿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