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写了纪录片《前浪2》里老李和李抗美的故事，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共鸣。于是我又利用闲暇的时间看了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乍一看和老李的故事有些相似，看到最后却又大有不同，尤其是里面有一个让人心里堵了很久的片段。
故事发生在上海普陀。
公证员李辰阳双眼通红的拿出了一份遗嘱文件。
56岁的鲍志昌在尿毒症晚期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立下公证遗嘱，将他名下的房产、存款和丧葬补助全部赠予同居二十多年的女友秀琴；办理指定监护公证，指定秀琴为自己的监护人。
接过这份遗嘱文件的是鲍志昌的亲生女儿，面无表情，不哭不闹。
在场的所有人都替她捏了把汗，以为她会发疯一样的怒斥父亲的不公平。
但她没有。
她利落地签了字，只说了两句话：
“我坚决不结婚，就是不想遇到像他这样的人。”
“父亲至今都不知道我有先天畸形。”
这句话从女儿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公证员李辰阳愣住了。
那一刻，他看到了一个对父亲失望至极的女儿，更看到了一个对婚姻避之不及的女人。
他宁愿这个女儿和父亲对质一场，至少她还能把自己这么多年的委屈和愤怒一吐为快。
可她只是平静的讲了一个故事。
小时候她突发高烧，烧到四十多度一直不退，几乎已经神志不清。
可是父亲鲍志昌对她漠不关心，自顾自打车出去打麻将。
深夜里，是母亲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驮着高烧的她往医院赶。
从那以后，求学、工作、生病、人生所有重要节点，父亲始终缺席。
没有经济扶持，也没有半句关心。
甚至连奶奶去世、女儿独自承受至亲离去的悲痛时，鲍志昌也未曾露面安慰，仿佛他是这个家的局外人。
更残酷的是，女儿先天身体畸形这件事，鲍志昌至死不知情。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的心从未放在妻女身上，也从未真正了解过自己的女儿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女儿说，她对这个父亲没有任何期待，如果不是被要求必须出现，她甚至丝毫不想知道父亲在遗嘱里说了什么。
所以当遗嘱公布、全部遗产留给外人时，她不意外，也不愤怒。
一个从未给过你任何东西的人，你自然不会指望他在生命的最后还能给你什么。
但她绝不原谅。
故事的另一边，是秀琴。
二十多年前，秀琴和前夫离婚，在农村没了家。
颠沛流离时，是鲍志昌给她介绍了一份看自行车的工作。
这份恩情，秀琴记了二十年。
两人从此相依为命，同居二十多年，始终没有领证。
鲍志昌身体尚可时，两人相互扶持；确诊尿毒症后，常年透析、反复住院，秀琴包揽了喂饭擦洗、陪护就医的全部重担。
鲍志昌数次病危抢救，守在病床前寸步不离的是她。
鲍志昌在急诊抢救室里，手肿得厉害，还是坚持完成了签字公证。
他说：“她照顾我二十年，这一点就可以了。”
他选择把自己仅有的一套房产、全部身后事，都交给这个陪他走完最后一程的人。
鲍志昌的姐姐也到场签了字。
她认可秀琴多年来对弟弟的悉心照顾，说凭良心愿意放弃继承权，不争夺房产。
法律保护了选择，却还不清亏欠。
从法律上讲，这件事没有任何问题。
财产自由处分权，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鲍志昌有权把房产留给照顾自己的人，而不是三十年不联系的女儿。
但从人情上讲呢？
一个父亲，连自己的亲生女儿身体有缺陷都不知道，这是为人父最基本的失职。
公证员李辰阳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我的工作就是看着别人哭，我不能哭。”
可这一次，他没看到哭。
他看到一个女儿用最平静的方式，完成了对父亲最后的切割，不带一丝留恋和不舍。
三个人的账，各有各的算法。
在鲍志昌的视角里，他的账是这么算的：我的亲生女儿三十年不联系我，病危也不来探望；秀琴对我没有任何的责任却任劳任怨照顾我二十年，端屎端尿不离不弃。我的财产，当然给对我好的人。
在女儿的视角里，账是另一本：我发高烧生命垂危的时候你在打麻将，作为亲生父亲自己女儿先天畸形都不知道，我人生所有重要时刻你都不在。你只是给了我一条命，却从未尽过一天父亲的责任。现在你死了，把财产留给别人，我不争，因为我不欠你的，你也不欠我的——我们早就两清了。
在秀琴的视角里，账又是另一本：当年我走投无路颠沛流离，是他给了我一口饭吃。这份恩情我记了二十年，照顾他到死是我心甘情愿。我不要名分，也不要别人说我图钱。
三本账，没有一本是假的。
有些债，法律也算不清。
看完这个故事，我想起一句话：父母和子女之间，没有天生的恩情，只有日复一日攒出来的情分。
鲍志昌用二十年攒下了秀琴的情分，却用三十年败光了女儿的情分。
最后他把房产留给秀琴，法律上没错，人情上仿佛也没错——他只是用自己拥有的东西，回报了他认为对自己好的人。
但女儿那句“永不原谅”，同样没错，她心头的那份空缺永远无法被弥补。
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没有回头路。
有些缺席一旦发生，就永远补不回来。
法律可以帮一个人安排身后事，但安排不了人心的账。
这份账，只能自己还。
只可惜，到最后，鲍志昌都没明白自己欠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