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处理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民间借贷纠纷引发的执行异议之诉，核心围绕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能否被强制执行展开。案外人陈某阳、陈某羽（被执行人陈某根未成年子女）以其为案涉房产登记权利人为由，主张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而申请执行人颜某全则认为案涉房产系被执行人陈某根出资购买并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实质是为逃避债务，请求法院继续执行该房产。案情涉及物权登记效力、赠与法律关系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冲突，横跨物权、合同、执行等多个法律领域，对于厘清不动产登记公示公信原则的边界、平衡被执行人财产处置与案外人合法权益保护具有重要的法律与实践意义。

2018 年 11 月 7 日，颜某全与陈某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8）苏 0206 民初 2404 号民事判决书。因陈某根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颜某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法院于 2019 年 4 月 1 日查封了登记在案外人陈某阳、陈某羽名下的坐落于无锡市惠山区某小区的房产，陈某阳、陈某羽遂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法院无权查封该房产。

经查，陈某阳、陈某羽系被执行人陈某根与其前妻石某敬的子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均为未成年人，无独立经济收入来源。2009 年 6 月 23 日，陈某根与石某敬协议离婚，二子女由石某敬抚养。2011 年 12 月 13 日，陈某阳、陈某羽与顾某旗、刘某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以 75 万元购买案涉房产，因卖方子女学区上学需要，约定 5 年后办理过户手续。后因卖方未依约过户，二子女诉至法院，经审理查明，购房款 75 万元由陈某根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卖方委托代理人颜某全，款项来源包括陈某根家中现金 25 万元及对外借款 55 万元，该事实有相关证人证实。2018 年 7 月 24 日，法院判决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卖方协助办理过户手续，2019 年 3 月 8 日，案涉房产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为陈某阳、陈某羽。

另查明，2015 年 8 月 15 日，陈某根向颜某全出具借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佰肆拾玖万元，约定 2016 年 8 月 15 日前还本付息。

核心矛盾：强制执行程序中，登记在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名下但由被执行人出资购买的房产，能否被认定为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予以强制执行，案外人（未成年子女）能否以登记权利人身份排除执行。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从以下三方面作出认定：首先，案涉房产买卖合同签订时，陈某阳、陈某羽均为未成年人，无对应收入来源，应认定系陈某根出资购买并登记在其未成年子女名下；其次，陈某根与颜某全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 2013 年左右，而案涉房产于 2019 年 3 月 8 日登记在二子女名下，陈某根在负有债务的情况下将房产登记在子女名下，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最后，案涉房产实际由陈某根的弟弟陈某青租住，二子女并未实际居住，该房产并非其基本生活所需。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陈某阳、陈某羽并非案涉房产实际权利人，判决驳回其排除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现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案涉房产登记所有权人为陈某阳、陈某羽，在无法律另有规定情形下，应认定为二子女所有。虽二子女系未成年人，无支付大额房款能力，但颜某全作为卖方委托代理人参与了房屋买卖协议签订，知晓其父母为实际出资人，且购房款已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全部结清，而陈某根与颜某全的借贷关系产生于 2015 年 8 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陈某根、石某敬存在以离婚为名逃避债务、转移房产的恶意。因此，二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陈某阳、陈某羽排除强制执行的请求。

在案外人（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以其为不动产登记权利人为由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中，权利主张能否成立，核心在于审查案外人是否为房产真实权利人，以及被执行人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行为是否损害债权人利益。我国法律确立了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主义原则，但这一原则并非绝对，在执行程序中，需平衡物权公示公信与债权人利益保护，防止被执行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转移财产、逃避债务。

此类案件的核心法律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条款。法院审查的关键在于穿透登记表象，探究财产真实归属与权利设立的合法性：

其一，审查房产出资情况。未成年子女无独立经济能力时，若房产由被执行人出资购买，需进一步判断该出资行为是否属于合法的赠与。若赠与行为发生在被执行人负债之前，且无证据证明存在恶意转移财产意图，应认定赠与合法有效，未成年子女享有真实物权；若赠与发生在负债之后，且损害债权人债权实现，则可能被认定为规避执行的无效行为。

其二，审查权利登记时间与债务发生时间的先后关系。若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时间早于被执行人债务发生时间，通常难以认定存在逃避债务的恶意；若登记时间晚于债务发生时间，且无合理事由，則债权人主张该房产为被执行人责任财产的主张更易得到支持。

其三，审查房产实际使用情况。若房产为未成年子女基本生活所需，即使由被执行人出资，也应优先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益，一般不得强制执行；若房产并非未成年人实际居住使用，而是用于出租等收益用途，则更可能被认定为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工具，债权人有权请求执行。

从法理逻辑而言，一方面，物权登记公示公信原则是维护交易安全的基础，登记权利人应被推定为真实权利人，非有充分证据不得推翻；另一方面，债权人的合法债权也应得到保护，防止被执行人利用未成年子女身份恶意转移财产。因此，法院需进行穿透式审查，综合出资、登记时间、债务情况、实际使用等多重因素，判断未成年子女是否为真实权利人。举证责任方面，案外人需举证证明其对房产享有合法真实的物权，债权人则需举证证明被执行人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

综上所述，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处理，并非简单依据登记情况作出执行或排除执行的决定，而是需综合房产出资来源、登记时间与债务发生时间的先后、房产实际使用状况以及是否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等因素综合判断。案外人（未成年子女）若要排除强制执行，需举证证明其为房产真实权利人，且被执行人的出资行为系合法赠与、未损害债权人利益；债权人若要请求执行该房产，则需举证证明被执行人存在以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方式逃避债务的行为。

实务中，建议相关主体注意以下要点：一是被执行人在处分财产时，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利用未成年子女身份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否则可能面临财产被执行的风险；二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在为子女购置房产时，应保留完整的出资凭证、赠与协议等证据，明确财产归属，避免日后产生权属争议；三是债权人在与他人建立债权债务关系时，可通过尽职调查了解债务人财产状况，发现债务人存在转移财产至未成年子女名下等可能影响债权实现的行为时，及时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维护自身权益。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平衡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与债权人利益保护，既要防止虚假登记规避执行，也要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本文案例来源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 02 民终 1592 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