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澜视角 | 夫妻间给予房产约定的性质浅析

在当前的财产结构中，不动产的价值比重不断上升，夫妻之间围绕房产归属所作出的约定也随之增多。这类约定通常涉及一方将其婚前或婚后单独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双方共有的不动产及其份额，通过协议的方式转移给另一方。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多数当事人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往往采用诸如“送给”“给予”“归其所有”等模糊的表达来描述权利归属的变化，这种表达上的模糊性，给后续的法律定性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围绕夫妻间不动产给予约定，学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争议，本文旨在探讨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是该约定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从外观上看，这类约定通常不涉及金钱给付，与《民法典》中赠与合同的无偿属性较为相似。如果将其认定为赠与，那么在房产尚未办理变更登记之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法释〔2020〕22号）第32条，给予方有权撤销赠与。反之，如果将其归入《民法典》第1065条所调整的范畴，则另一方可以主张该约定具约束力，要求对方配合办理过户。

二是该约定与夫妻财产制约定之间的关系。夫妻财产制约定作为制度性安排，旨在整体建构夫妻财产关系；而夫妻间房产给予往往仅针对特定财产，属于个别性安排。二者应如何界分？《民法典》第1065条究竟仅规范夫妻财产制约定，还是同时涵摄一般夫妻财产约定？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房产给予约定能否获得独立的规范基础。

由于夫妻间不动产给予问题实际上横跨了合同编、物权编与婚姻家庭编多个领域，涉及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理论上的争议尚未平息，实务中也容易出现裁判尺度不一的情况，增加了同案不同判的风险。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规范分析的视角切入，围绕夫妻间不动产给予约定的法律定性、与夫妻财产制约定的关系及其规范基础展开分析，期望能够为相关讨论提供一点新的思考角度。

我国相关夫妻财产约定的规定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粗到细的渐进过程。

1950年《婚姻法》尚未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1980年《婚姻法》首次以立法形式触及夫妻财产约定。第13条第1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表述，实质上是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排除法定共同财产制的适用，为约定财产制打开制度缺口。但该条款仅停留在原则性认可层面，对约定的范围、方式、效力等均未作具体规定。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已废止）第1条对此作出细化，明确“夫妻双方对财产归谁所有以书面形式约定的，或以口头形式约定，双方无争议的，离婚时应按约定处理。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该规定首次对约定的形式要件和效力认定作出规范。值得注意的是，该司法解释第6条同时规定，一方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经过一定年限（房屋等生产资料8年，贵重生活资料4年）可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转化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财产权的稳定性。

直至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已废止）第19条对上述第6条作出重要调整，明确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改变的意义在于：1993年《具体意见》中的财产转化规则实质上是法律对当事人财产关系的强制性安排，夫妻无须主动约定即可发生财产性质的改变；而200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废除了这一规则，将财产归属的变动完全交由当事人自主决定——若要使个人财产转化为共同财产，必须通过明确的夫妻约定来实现。换言之，约定的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了财产归属的走向，夫妻财产约定的制度功能由此得以真正凸显。

与此同时，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是也是夫妻财产约定发展的重要节点。该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相较于1980年《婚姻法》的概括性规定，该条实现了三个突破：一是明确约定财产范围涵盖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二是细化了约定方式；三是提升约定的法律效力，为夫妻财产自治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由于住房在家庭财富构成中的权重不断加大，夫妻间围绕房产归属的约定争议也愈发频繁。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已废止）第6条对此作出回应，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该规定首次将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行为纳入赠与合同规则调整。

进入民法典时代，相关制度在承继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民法典》第1065条基本延续了2001年《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仅在表述上将约定主体由“夫妻”修改为“男女双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法释〔2020〕22号）第31条延续了原《婚姻法解释一》关于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转化的规定；第32条则在沿袭原《婚姻法解释三》第6条的基础上，还将实践中更为常见的“房屋加名”情形——即将一方所有的财产约定为双方共有——纳入调整范围。这一调整引发了部分反对立场。反对观点认为，“加名”情形完全可以纳入《民法典》第1065条的调整范围，不应简单适用赠与合同规则。此外，《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32条在适用中还暴露出两个实践难题，这些问题在原《婚姻法解释三》第6条时期即已存在，并未得到改善：其一，涉及信赖利益保护问题。夫妻基于对婚姻的信赖作出房产约定，却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多年共同生活后，接受方往往基于约定对家庭作出相应付出，一旦感情破裂，给予方以未登记为由主张任意撤销权，若予以支持，实质上是将夫妻间的信赖利益置于不稳定状态，与婚姻家庭法倡导的诚信原则存在张力；其二，涉及给予方期待利益的平衡问题。在完成房产变更登记后，接受方短期内即提出离婚，致使给予方基于婚姻维系的合理期待落空，若完全排除对给予方的救济，可能导致利益失衡。上述问题共同指向一个深层困境：夫妻间房产给予兼具身份与财产双重属性，单纯沿用合同法框架下的任意撤销权规则，难以妥善平衡婚姻关系中的信任与期待。

针对上述问题，2025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法释〔2025〕1号）第5条作出了回应。该条在表述上刻意规避了“赠与”这一定性用语，转而采用“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的中性描述。这一处理方式实质上回避了长期困扰理论与实务的定性之争，直接聚焦于行为后果的裁判规则。对于尚未办理转移登记的，法院不再简单适用任意撤销权规则，对于已经办理过户登记的，法院也存在突破的空间，可以结合给予目的、婚姻存续时间等多种因素判决房屋归属并确定是否补偿。然而，这一调整亦引发新的隐忧。司法解释刻意回避对行为性质的认定，转而赋予法官根据多种因素综合裁量的权力，虽增强了个案灵活性，却可能导致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当一项约定的效力不再取决于约定本身，而是交由事后评判时，约定的确定性便大打折扣，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难以预先确定。如此一来，无论双方如何明确约定，都可能因离婚时的具体情境而被突破，这种不确定性反而使夫妻间的信赖关系陷入更大的不稳定之中——本应通过约定实现的财产秩序和关系预期，反而因裁判标准的泛化而变得更加模糊。因此，对夫妻间房产给予行为的定性问题，仍然值得深入讨论。

夫妻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是指已缔结婚姻或即将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就一方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给另一方或双方共有，抑或就双方共有不动产份额重新分配所作出的协议。具体表现为四种类型：（1）夫妻一方将单独所有的不动产约定为夫妻共有；（2）夫妻将共有不动产约定为另一方单独所有；（3）夫妻一方将单独所有的不动产约定为另一方单独所有；（4）夫妻将共有不动产约定为不同比例的按份共有。此类约定通常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可能发生于婚前，后者以双方缔结婚姻为生效要件；接受的一方无须支付相应的金钱对价，形式上呈现出“无偿性”。正是这种“无偿性”外观，使“赠与说”成为司法解释的优先选择。然而，此种形式判断是否足以揭示夫妻间房产给予的本质？下文的分析将表明，此类约定与赠与存在根本性差异。

夫妻间的不动产给予行为，形式上虽不具备金钱对价，呈现出“无偿性”的外观，但若深入考察其发生的社会语境与当事人的真实动机，便会发现这种“无偿”仅仅是表象。在婚姻共同体中，财产的移转往往内含着对另一方家庭付出的认可、对未来共同生活的期许，以及对情感维系的投入。这种以身份关系为载体的相互性，构成了隐藏在“无偿”外观之下的实质对价。第一，市场与家庭运行逻辑的差异决定了“无偿”标准的适用限度。市场交易的根基在于理性计算与利己动机，交易双方通过等价交换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在此语境下，“无偿”即意味着无对价、无回报。然而在家庭这一亲密关系中，利他主义构成了合作的基础，后者行动则建立在许多不同的情感性、情绪性或传统性的基础之上。亚当·斯密在论述市场时指出，人们依赖他人的利己心而非利他心达成交易；但他同样观察到，个体对自身幸福的感受最为敏感，而对其影响最大的，往往是朝夕相处的家人——配偶、父母、子女。正是这种这种情感上的依存，使家庭成为一个以相互关怀为纽带的共同体。婚姻关系的建立，意味着双方从“我”走向“我们”，个性色彩逐渐淡化，合作意识在情感的滋养中不断强化。在此逻辑下，财产的给予并非不求回报，而是期待一种不同于金钱形式的回馈——家庭的稳定、情感的维系、共同生活的延续。这种回馈虽难以量化，却是当事人真实预期的对价。第二，夫妻之间与“经济人”行为性质的差异揭示了“无偿”背后的相互性。从人类学的视角审视，亲属关系内部的权利移转不是一种经济交易行为，不能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基础，而是往往承载着超越财产本身的意义。正如父母对子女的付出，其意并非求得即时回报，而是期待子女能够传承家庭的文化价值，包括对父母的敬爱、忠诚与关怀。同理，夫妻一方给予对方财产，虽不期许具体的金钱对价，但并非没有期待——这种期待指向的是共同生活的延续、情感的回馈，以及家庭责任的分担。当丈夫将房产登记于夫妻双方名下，其背后隐含着对妻子多年操持家庭的认可；当妻子接受这一安排，也意味着对彼此分工与合作价值的确认。从这个意义上说，夫妻间的财产给予，实则是共同生活成果的体现，是双方以不同形式为家庭作出贡献后的重新分配。一方以财产为付出，另一方以情感、家务、育儿等方式为付出，二者在婚姻共同体中形成了实质性的交换关系。因此，所谓“无偿性”不过是合同法视角下的形式判断，一旦置于婚姻家庭关系的语境中，便能清晰地看到：夫妻间的不动产给予，其背后存在着以共同生活为内容的实质对价。这种对价虽非金钱所能衡量，却是当事人作出财产处分时真实的、合理的预期。

在通常的赠与关系中，一旦财产权利移转，原所有权人便与标的物彻底分离，不再享有任何权益或支配可能。然而，夫妻间的不动产给予却呈现出不同的图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房产登记在谁的名下，其使用、收益乃至处分，往往仍与双方的家庭生活紧密交织。房屋由夫妻共同居住，租金等收益也常被纳入家庭共同支出，登记名义的变更并未改变房产实际服务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功能定位。这种持续的权利牵连与实际共享，与一般赠与中“财产易主、关系终结”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换言之，在婚姻共同体的语境下，所有权的移转并不意味着权利的割裂，而是财产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嵌入双方的共同生活之中。

考察域外立法与司法实践，可以发现不少法域对夫妻间的财产给予采取了区别于普通赠与的立场。以德国为例，其判例与学说并未将此类行为径直归入赠与范畴，与赠与区分的关键在于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如果一方在充分考量离婚可能性之后仍然作出财产给予，说明其行为并非以维系婚姻共同生活为目的，此时可认定为普通赠与；反之，若给予是出于建立、维持或保障婚姻共同生活的考量，且期待能够共享该财产及其收益，则构成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付，不适用赠与规则。法国同样体现出这一取向，《法国民法典》第1525条第1款明确规定，“夫妻双方约定对共同财产各占不等份额以及不等额分配财产的条款,无论从其实质,还是从其形式,均不视为赠与......”。可见，将夫妻间财产给予与普通赠与相区隔，是较为普遍的处理方式。

关于“特殊赠与说”。有学者主张，夫妻间的不动产给予因嵌入婚姻关系而具有特殊性，应归类为“特殊赠与”，并据此认为赠与人在变更登记前不得任意撤销。然而，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并未设置“特殊赠与”这一独立类型。若司法实践在欠缺实定法依据的情况下，其裁判的正当性与说服力难免受到质疑。在法律未予明确区分之前，仅以婚姻关系的存在为由否定任意撤销权的适用，实则有以学理替代立法之嫌。关于“附条件或附目的赠与说”。亦有观点尝试将此类约定解释为附条件或附目的的赠与。以结婚或婚姻持续，作为条件，双方缔结婚姻，则目的达成，赠与方不能主张任意撤销权。若日后双方离婚，那么赠与目的视为不达成，接受这一方须返还赠与物。这一进路同样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该说存在强加意思于当事人的风险。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其核心在于条件作为效力发生或消灭的约款，须经当事人明示并成为行为内容的组成部分。若行为本身未包含此项内容，原则上不宜推定其存在。而在夫妻关系中，鲜有人会将“未能结婚”或“离婚”明确约定为赠与的解除条件——在常人观念中，此类条款非但无益于感情和睦，反而可能成为婚姻的隐忧。将之视为合同的默示条款，未必契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其次，该说可能导致利益格局的失衡。若将“婚姻维持”设定为赠与目的，一旦婚姻破裂，目的即告落空，赠与方便可请求返还财产。这意味着，只要赠与方决意离婚，受赠方便必然失去已取得的财产，财产控制权实质上完全掌握于赠与方之手。此种安排不仅使受赠方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更可能动摇家庭成员间的信任基础，与婚姻关系所倡导的稳定与互信背道而驰。

要厘清夫妻间房产给予约定的性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此类约定与夫妻财产制约定是何关系？能否将其归入《民法典》第1065条所规定的范畴？回答这一问题，需要首先辨明“夫妻财产制约定”与“夫妻财产约定”两个概念的内涵与边界。

夫妻财产制约定（或契约），或称夫妻约定财产制，是与法定财产制相对应的概念。它并非指夫妻间任何关于财产的约定，而特指双方通过契约形式，从法律预设的若干财产制模式中择一适用，从而对其婚前财产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等事项作出一般性、整体性的制度安排。

“夫妻间之财产契约，中世纪以前即已存在，其因时代之不同、地方之不同，而具有多种之机能，夫妻间之财产契约之内容被法定化后，夫妻财产契约逐渐转换为夫妻财产制契约。近代国家所承认之夫妻财产制契约制度，不仅其契约本身具有多种机能，而且制度本身亦有其机能存在。”夫妻间的财产契约其功能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化，及至近代，此类契约逐渐被纳入成文法体系，经由法定化而形成今日所称的夫妻财产制约定制度。由此可见，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实质，是法律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约定加以提炼、整合与类型化的产物——它不再是当事人随心所欲的个别安排，而是被法律“制度化”“模式化”了的财产关系框架，供夫妻双方直接选择适用。

与之相比，夫妻财产约定的内涵则要宽泛得多。它不仅包括对财产制类型的选择，还涵盖针对某项或某几项具体财产归属的个别处分。换言之，前者是“制度性选择”，后者是“个别性安排”。林秀雄先生对此亦有精辟论述：一般民事主体所能订立的财产契约，如买卖、赠与等，即便由夫妻缔结且涉及夫妻间的财产关系，亦不当然构成夫妻财产制契约。这一论断的深意在于，判断一项约定是否属于夫妻财产制契约，关键不在于缔约主体的身份，而在于约定本身是否具有“制度性”特征——即是否意在整体性地建构夫妻财产关系。那些仅涉及个别财产变动的约定，即便发生在夫妻之间，其性质仍须依据约定内容本身加以判断，不应被简单归入制度化的夫妻财产制契约范畴。

基于上述辨析，笔者认为，夫妻间关于房产的给予约定不宜归入夫妻财产制契约的范畴，而应定性为一般意义上的夫妻财产约定。理由如下：

首先，从规范对象看，此类约定仅针对特定不动产的归属作出安排，不涉及对夫妻整体财产关系的制度性建构。夫妻财产制契约旨在一般性地建构夫妻财产状态，其效力及于全部财产；而个别财产约定则指向具体、特定的标的物，与夫妻财产制契约所必备的“整体性”特征存在本质差异。

其次，从功能定位看，当事人并未声明选择某种财产制模式，而只是就某一项财产的权属变动达成合意。有学者精辟指出，任何针对个别或全部夫妻现存财产的约定，只要未明确选择某种财产制类型，便不妨碍法定财产制的适用，故不应归入约定财产制范畴。这意味着，夫妻财产制约定具有特殊的制度属性，并非所有发生在夫妻之间的财产协议都可纳入其中。

最后，从目的意图看，夫妻间房产给予往往内含着对婚姻共同生活的期待、对家庭付出的认可等具体考量，承载着鲜明的身份属性与情感色彩。而夫妻财产制约定作为制度性安排，其功能在于为婚姻关系提供稳定、可预期的财产框架，具有相当的抽象性与普适性。二者在目的取向上存在明显差异。

关于《民法典》第1065条的性质，学界存在不同认识。通说将其视为我国夫妻财产制约定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关于该条属于封闭式抑或开放式（又称独创式）立法模式的讨论。封闭式说认为，该条明确列举了三种财产制模式——各自所有、共同所有、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当事人只能从中选择，不得超出此范围另行约定。开放式说主张，该条并未排除当事人对财产关系的自由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约定即应有效。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封闭式说还是开放式说，均未将针对特定财产的个别约定排除于该条适用范围之外。主张封闭式说的学者亦承认，夫妻可将特定财产纳入约定内容，并将其解释为"限定共同制"的体现。

这里存在一个解释上的困境：若将该条定性为夫妻财产制约定的规定，其规范对象本应是"制度选择"——即针对概括性财产关系的一般性安排；但为了回应实践需要，又不得不将特定财产的个别约定也纳入其中。例如有学者援引史尚宽先生"夫妻财产契约不必及于全部财产，对于一定之个别财产，亦为可能"的论述，以此论证夫妻财产制约定包含对特定财产的约定。然而细究之下，史尚宽先生此处所用为"夫妻财产契约"，而非"夫妻财产制契约"，二者并不当然等同。这种"定义"与"内容"之间的张力，恰恰说明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于该条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而在于对该条性质的定性本身。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若将该条限定为夫妻财产制约定，则可能陷入逻辑上的困境。以一方将其名下房产约定归另一方所有为例：若该方全部财产仅有一套房产，按照“制度选择”的标准，因其涉及全部财产关系，尚可纳入夫妻财产制约定范畴，从而适用该条；若该方除该房产外还有其他财产，则此项约定仅涉及部分财产，按照“制度选择”的标准反而不应适用该条。然而，同样的约定内容——将特定房产给予对方——仅因财产多寡而适用不同规则，显然缺乏合理性。这恰恰说明，将第1065条限缩解释为仅规范夫妻财产制约定，难以自洽。笔者认为，第1065条的适用范围应当涵盖全部财产的约定，至于约定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显失公平等情形，可通过其他法律制度予以调整。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民法典》第1065条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夫妻财产制约定的规定，而应被解释为既包含夫妻财产制约定、也包含一般夫妻财产约定的规范基础。理由如下：首先，从历史传统看，我国并无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深厚传统。“同居共财”的历史惯习使得民众更习惯于法定财产制，夫妻财产制约定的功能主要在于发挥排除法定婚后所得共同制的“备用机能”，供当事人选择适用，而非取代法定财产制成为常态。若将第1065条限缩解释为仅规范夫妻财产制约定，恐与我国的社会现实不符。

其次，从法条文义看，该条并未使用“夫妻财产制约定”或类似表述，而仅言“约定”。条文明确“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其规范重心在于“约定”本身，而非对财产制类型的选择。根据相关解释该条“既可以概括地约定采用某种夫妻财产制，也可以具体地对某一项夫妻财产进行约定”，“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概括地约定采用某种夫妻财产制，也可以对部分夫妻财产，甚至某一项财产进行约定。”再次，从内容涵盖看，该条并未将特定财产的约定排除在外。无论是将一方房产约定为共有，还是将共有房产约定为一方所有，均可纳入“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的文义范围。学者之所以在封闭式与开放式之间争论不休，正是因为其前提——将该条定性为夫妻财产制约定——本身值得商榷。

最后，从司法实践看，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往往将该条作为裁判依据，而不刻意区分其属于夫妻财产制约定抑或一般财产约定。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唐某诉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继承纠纷案”为例，二审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涉案《分居协议书》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共同财产作出的分割约定，应认定为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并直接援引《婚姻法》第19条（即现行《民法典》第1065条）作为裁判依据。“本院认为，本案中唐×3与李×签订的《分居协议书》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理由如下：......再次，《婚姻法》第19条第一款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出明确规定：......本案所涉及的《分居协议书》中，唐×3与李×一致表示“对财产作如下切割”，该约定系唐×3与李×不以离婚为目的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作出的分割，应认定为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双方通过订立契约对采取何种夫妻财产制所作的约定。”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一方面将案涉协议定性为针对特定财产的“分割协议”，另一方面又将其表述为“通过订立契约对采取何种夫妻财产制所作的约定”。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实则反映出司法实践的真实取向：法院并不刻意区分“夫妻财产制约定”与“一般财产约定”，其根本目的在于将此类纠纷纳入《民法典》第1065条的调整范围，以寻求明确的规范依据。

细究之下，法院的表述偏差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法条并未明文限定为”夫妻财产制约定“的情况下，将《民法典》第1065条理解为同时涵盖夫妻财产制约定与一般财产约定的规范基础，反而能使上述表述上的混淆迎刃而解。毕竟，“夫妻财产制约定”这一提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似乎该条仅规范对财产“制度”的选择，而将针对特定财产的个别约定排除在外。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并未受此限缩解释的束缚，而是将该条作为处理各类夫妻财产约定的通用依据。这从侧面印证了本文的观点：《民法典》第1065条的规范意涵应当作更为宽泛的理解——它既是夫妻财产制约定的规范基础，也是一般夫妻财产约定的规范依据。

夫妻间房产给予约定的定性问题，看似是民法体系中的一个细节议题，实则牵涉身份法与财产法的深层交织。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折射出婚姻家庭领域法律适用的核心困境：如何在尊重财产交易规则的同时，妥善照顾婚姻关系的身份属性与伦理特质。本文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基本判断：

第一，将夫妻间房产给予简单定性为赠与，难以周全保护婚姻关系中的信赖利益。部分司法解释虽曾采此立场，但其暴露出的问题——无论是未登记时信赖利益的落空，还是登记后期待利益的失衡——都表明赠与规则与婚姻场景存在内在张力。

第二，夫妻间房产给予在性质上区别于一般赠与。“无偿性”仅是合同法视角下的形式判断，置于婚姻共同体中审视，其背后存在着以共同生活、家庭付出、情感维系为内容的实质对价。房产给予后仍持续服务于夫妻共同生活，与一般赠与中“权利移转、关系终结”的状态截然不同。比较法上德国、法国的立场，亦为这一判断提供了佐证。

第三，夫妻间房产给予的约定也不属于夫妻财产制约定。夫妻财产制约定作为制度性安排，旨在整体建构财产关系，具有抽象性与普适性；而房产给予仅针对特定财产，属于个别性安排，承载着具体的情境目的。二者在规范对象、功能定位、目的意图上存在本质差异。

第四，《民法典》第1065条应当被理解为同时涵摄夫妻财产制约定与一般夫妻财产约定的规范基础。将夫妻间房产给予定性为一般夫妻财产约定并纳入该条调整，既可避免赠与规则下的利益失衡，又可肯定此类约定本身具有的规范效力。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2025年《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5条虽以综合裁量路径回应了实践需求，但不应因此走向另一极端——将房屋加名、变更登记等约定一概交由法官事后酌定，而忽视约定本身的法律效力。约定的意义恰恰在于为夫妻关系提供确定的预期，若最终仍需依赖婚姻年限、家庭贡献等因素由法官个案裁量，则约定制度的规范功能将被严重消解。司法解释的初衷是在特殊情形下实现利益平衡，而非否定夫妻财产约定的一般约束力。

因此，对夫妻间房产给予约定的定性，最终落脚于对《民法典》第1065条的解释选择。在“赠与说”“特殊赠与说”“附条件、附目的赠与说”之外，承认其作为一般夫妻财产约定的规范定位，既尊重了当事人通过约定安排财产关系的意思自治，也为司法解释二第5条的适用划定了边界——综合裁量应当是对约定效力的补充，而非替代。

〔1〕 [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王献生、王字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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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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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秀雄：《夫妻财产制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

〔7〕 田韶华:《夫妻间赠与的若干法律问题》,《法学》2014年第2期。

〔8〕 熊丙万:《私法的基础:从个人主义走向合作主义》，《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

〔9〕 杨尧栋：《夫妻间财产归属约定的法律适用——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财产制契约、赠与的甄别》，《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增刊。

〔10〕 金眉：《婚姻家庭立法的同一性原理——以婚姻家庭理念、形态与财产法律结构为中心》，《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

〔11〕 冉克平：《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效力及其救济——兼析《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６条，《法学》2017年第11期。

〔12〕 陈永强：《夫妻财产制契约的效力论》，《法学研究》2020年第5期。

〔13〕 贺剑：《夫妻财产约定的类型界分与效力构造》，《中外法学》2021年第4期。

〔14〕 程啸：《婚姻中的房产归属与夫妻财产约定》，《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