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明三离世那年，袁家屯村口的老槐树正抽出新芽。
村里的老人们都说，袁县长这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土改时乡亲们手里那张《土地房产所有证》。那是 1950 年末冬到 1951 年初春的事，距离他1951年6月病逝，尚有数月时光。可谁都没想到，那竟是他生前亲自部署、逐一签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最后一个土改工作季。
袁明三（1913—1951），即墨县西北乡袁家屯（今属即墨区大信街道）人，是新中国成立后即墨县的第一任县长。1949年秋天全县解放，组织上把担子交到他肩上时，他就说过一句话：“咱给老百姓当干部，就得先把地给人家分明白，把日子给人家安顿稳当。”
那天日头刚爬上东墙根，村公所的木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乡里土改工作队的张同志，腋下夹着一摞浅黄色的纸，纸张粗粝，却透着一股子郑重劲儿。纸页的抬头印着繁体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七个大字，下面盖着朱红色的“即墨县人民政府印”。
“乡亲们，这是咱们县发出的第一批《土地房产所有证》。”张同志把纸一张张摆在案板上，“袁县长说了，土改是给咱穷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证就是国家给咱的铁打凭据。”
袁明三当县长这一年零八个月，从没给自己家多要过一分地。袁家屯的老辈人知道，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先后杀害了他家七位亲人——其中大哥袁淑明与袁毓佳父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妹妹和连襟作为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袁明三的两个女儿，在大沽河岸边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时，遭日伪炮弹袭击遇害。家宅被反复洗劫烧毁，到土改时，自家只剩三间旧屋、两间厢房。可就是这几间屋，他还在县里的大会上说过：“地主的田分给贫农，这是《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定下的规矩，谁也不能多占一寸。我家按人头分，多了的就退回去。”
即墨县十四区朱埠南村的朱方充还记得，1950年冬天，袁县长拖着那条在突围战中负伤的腿——那是1943年春天留下的枪伤，顶风踏雪来村里核查田地亩数。他把拐杖往雪地里一戳，对工作队的同志们说：“每一分地都要量准，四至要写清，东到哪儿、西到哪儿，长宽多少，一笔都不能含糊。国家把政策定下来，咱基层干部就是把政策给老百姓落到位，不能让大伙儿在土地上吃半点儿亏。”
朱方充家的那张《土地房产所有证》，果然把土地坐落、种类、折市亩数、四至长宽写得清清楚楚。房屋的间数、地基的尺寸、附属物也逐一注明。证上写得明白：山东省土地房产所有证，即墨县十四区朱埠南村，居民朱方充。落款处盖着“即墨县人民政府印”的朱红大印，县长袁明三的红色钤印端端正正落在证上。日子是一九五一年一月廿八日。
说起袁县长身上的伤，村里人都知道那是1943年春天落下的。那年4月，他率区队在抬头村遭遇两股日伪军合围。枪声从两面响起来的时候，他指挥战士们边打边撤，子弹打光了，就砸了枪，宁死不愿被俘。激战中他腿部中弹，因伤重行动不便，被敌人抓获。日军把他押进据点，严刑拷打，牙齿一颗一颗被打掉。后来八路军夜袭南村据点，才把他从牢里救了出来。
那口牙从此就坏了。到了1951年5月，牙病又犯了，疼得他没法办公。家里人劝他歇一歇，他说县里工商联的报告还没写，耽误不得。去医院拔了病牙，没顾上休息，转身就赶赴会场作报告。不料拔牙创口感染，继发急性败血症，数日后不幸逝世。 同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那年，他才三十八岁。
朱方充领到《土地房产所有证》后，用油纸仔细包好，压在炕席底下。祖辈三代务农，从没想过自家能有这么一张盖着县政府大印的纸。每逢雨天不上地干活，他就取出来借着窗亮看一看。孩子们问他看什么，他说：“看看咱家的根。这地是共产党分的，这证是袁县长发的，你们记着，咱庄户人有了地，才算是真有了家。”那方朱红印章，照得他心里踏实。
那张《土地房产所有证》一年年地旧下去，纸角卷了边，印色褪了些，可朱红的“即墨县人民政府印”和“袁明三”钤印，依然端端正正，清清楚楚。
有一回，邻村一个后生来串门，看见朱方充又在晒那张发黄起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凑过来问：“大爷，这袁县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您老给我说说。”
朱方充把油纸揭开，指着那方朱红印章，慢慢开了口：“你看，这就是袁县长当年发给咱的。他这个人，自己家被敌人杀了几口人、烧了几回房，到土改分地的时候，该分几亩就是几亩，一寸不多拿。咱们庄户人讲一句话——是官不贪，是根不烂。他就是这样的官。国家定的章程，他一条一条给咱落到了地头上。他人走了，可这印儿还在，这地还在，咱心里有杆秤，知道谁是为咱豁出命的人。”
后生听了，半晌没说话，只是盯着那张纸看。纸角卷了边，粗粝的纸面泛着岁月浸透的暗黄色，可那方印色依然殷红，像是刚刚盖上去的一样。
许多年后的一个夏天，朱方充又把那张证取出来晒。窗外朱埠南村的庄稼长得正旺，风过处，绿浪起伏，恍惚间像极了朱方充第一次拿到《土地房产所有证》时，窗外那个初春的早晨。朱方充把它重新包进油纸，压回炕席底下。那张纸不重，可他知道——往后子子孙孙，这日子算是扎下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