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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之殇:地产戕害制造业的经典败局

2026-02-04 02:01:39

在深圳南山深南大道的北侧，一片曾经机器轰鸣的工业区如今已被玻璃幕墙的摩天楼群取代。这里是康佳总部旧址的所在地，也是理解这家企业命运的地理密码。从1980年那个杂草丛生的沙河工业区起步，到2025年沦为央企华润账簿上的一个待整合资产，康佳的故事是一部被地产逻辑绑架的制造业悲剧——它本有机会成为中国的三星，最终却沦为房地产开发的提线木偶。

一、草莽时代：当工程师还是企业的灵魂

1980年5月21日，深圳沙河工业区的简易厂房里，第一条录音机机芯生产线投产。这一天被定为康佳的成立纪念日。彼时的康佳还不叫康佳，而是“ 广东光明华侨电子工业公司 ”，一个带着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名字。创始人陈伟荣——这位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带着一群工程师，在荒滩野岭间建起了厂房。

那是一个制造业的黄金年代。1984年，康佳建成第一条电视机整机生产线；1987年，拿到内销彩电生产许可证；1992年，成为“ 彩电第一股 ”。1998年，康佳彩电市场占有率跃居全国第一，销售额突破105亿元，成为深圳首家百亿企业。1999年，康佳研制出中国第一台高清晰数字电视，并登上天安门城楼直播国庆50周年庆典。

康佳彩电广告

那个年代的康佳，工程师是真正的决策者。技术研发投入不计成本，产品迭代以月计算。陈伟荣本人就是工程师出身，他主导的“ 彩霸 ”系列电视，以画质清晰、质量稳定著称，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当时的康佳，与长虹、TCL并称“ 国产彩电三巨头 ”，三家产量之和占全国40%。

然而，危机的种子早已埋下。1991年股份制改造时，华侨城集团以51%持股比例成为第一大股东。这个诞生于蛇口工业区的央企，从诞生之日起就背负着“文化旅游+房地产开发”的基因。康佳的制造业血脉，自此与华侨城的地产逻辑开始了长达34年的纠缠。

二、地产入侵：当土地比芯片更值钱

2007年，是康佳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制造业逻辑让位于地产逻辑的元年。

这一年，液晶显示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替代CRT显像管。海信、TCL、创维纷纷投入数十亿元建设液晶模组工厂，而康佳的管理层却在为另一笔投资兴奋不已——华侨城主导下的 17亿元江苏昆山旅游度假区项目。这是一个典型的地产项目：打着“ 科技园区 ”的旗号，实质是高端住宅开发。

地产的暴利诱惑下，康佳将本应用于技术转型的巨额资金，投入到了昆山项目的拆迁和平整中。等到2008年末，康佳的液晶模组工厂才匆匆建成，比竞争对手晚了整整两年。

2009年的数据揭示了代价的惨重：康佳液晶电视出货量仅400万台，而TCL已达800万台，创维550万台。康佳永久性失去了行业龙头地位，且再也没能追赶上。

更大的冲突在2011年爆发。康佳位于深圳南山的总部厂区——占地3.7万平方米、当时估价已超百亿元的黄金地块——被纳入城市更新单元。康佳管理层希望作为唯一开发主体，获取全部土地增值收益；而华侨城作为控股股东，坚持要共同开发，实质是要将这块地纳入其“ 文旅造城 ”的版图。

这场“ 父子之争 ”持续了四年。2014年，康佳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交仲裁，要求确认唯一开发权；7月31日，仲裁院驳回康佳请求。两个月后，华侨城通过二级市场增持1%股权，持股比例升至20%。2015年5月，康佳股东大会爆发“ 宫斗 ”：中小股东联合夺取4个董事会席位，超过华侨城的2席，实现所谓“ 庶民的胜利 ”。

据传，时任华侨城董事长段先念对此“ 十分震怒 ”。两周后，结局反转：华侨城系刘凤喜任董事局主席，中小股东推荐的刘丹任总裁仅三个月即被罢免。这场内耗的直接后果是，2015年康佳净利润亏损12.57亿元，同比暴跌25倍。

深圳南山区康佳集团总部（已拆迁）

三、战略失焦：在多元化的黑洞中失血

2014年2月，“ 曲江模式 ”的创造者段先念空降华侨城任总经理，2015年升任董事长。他将西安“ 文化+旅游+地产 ”的融合模式带到深圳，康佳被迫成为这一战略的试验田。

2018年5月，康佳发布“ 1234 ”战略。这个充满数字密码的战略文本，实质是地产思维的制造业移植：1个核心定位（平台型公司）、2条发展主线（“ 科技+产业+城镇化 ”）、3项发展策略（改革、转型、升级）、4大业务群组（科技园区、产业产品、平台服务、投资金融）。其中，“ 科技园区业务群 ”被置于首位，核心使命是配合华侨城“ 文旅造城 ”——以科技产业名义获取工业用地，实质进行商住开发。

在这一战略指引下，康佳开启了疯狂的多元化：

环保业务：成立环保科技事业部，目标3-5年营收180-260亿元。收购大连毅康科技、入股江西康恒，布局污水处理和垃圾焚烧。实质是为华侨城文旅项目提供“ 环保政绩 ”配套，获取土地一级开发权。2023年，因政策调整，环保业务营收同比下滑65%。

半导体业务：这是最具悲剧色彩的战略冒险。2018年，康佳成立半导体科技事业部，宣称“ 5-10年成为中国前10大半导体公司 ”。投资300亿元建设重庆康佳光电产业园，聚焦Micro LED技术。截至2024年底，累计投入超50亿元，申请专利1940件，转移良率达99.999%——但营收仅1.7亿元，同比暴跌95%，毛利率-50.91%。

问题在于技术路线的根本性误判：康佳将全部资源押注Micro LED（5-10年后才可能成熟的技术），而忽视了2020-2023年爆发的Mini LED市场。当TCL、海信通过Mini LED抢占高端电视市场时，康佳完全缺位。更致命的是，半导体业务累计投入的50亿元，相当于同期彩电业务研发投入的8倍，直接导致主业研发裁员40%，产品迭代速度落后竞品12-18个月。

科技园区业务：配合华侨城在滁州、遂宁、南京、宜宾、海门签约五大园区，总投资430亿元。这些园区多数仅停留在签约阶段，或建成少量厂房即搁置，核心目的是为华侨城获取低价工业用地指标。康佳为此预付土地款、工程款累计超30亿元，成为压垮现金流的重要稻草。

康佳芯云半导体科技(盐城)有限公司

四、治理瘫痪：当董事会沦为股东战场

华侨城对康佳的控制，不仅是股权上的，更是治理结构上的全面渗透。

2015年“ 宫斗 ”后，华侨城确立了绝对控制：董事局主席刘凤喜（华侨城系）、总裁周彬（康佳内部成长，但需执行华侨城意志）。2017年，周彬出任总裁时年仅38岁，虽是市场化竞聘，但重大决策仍需华侨城点头。

财务总监的派驻是控制的另一抓手。2024年8月，华侨城“ 老人 ”聂勇空降任财务总监，试图加强财权控制。这种“ 削藩 ”与“ 反削藩 ”的内耗持续了13年（2011-2024），导致康佳在关键节点始终慢半拍：2007年错失液晶转型、2013年错失互联网电视浪潮、2020年错失Mini LED爆发。

决策效率的低下令人窒息。据内部人士透露，康佳一款新品从立项到量产需经过12个部门审批，耗时长达9个月，而小米仅需4个月。2016-2023年间，康佳战略方向变更五次：从“ 软件+硬件 ”到“ 投控+金融 ”，从“ 科技+产业+城镇化 ”到“ 1234 ”战略，再到“ 一轴两轮三驱动 ”。每一次转向，都是资源的重新配置，都是团队的重新磨合，都是机会的再次流失。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激励机制的失效。康佳虽为上市公司，但职业经理人难以获得与业绩匹配的股权激励。2018年提出的“ 80%以上业务完成混改 ”目标，至今未能实现。核心骨干流失严重，半导体业务研发人员从2022年1537人降至2024年1422人，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仅7%。

南通海门康佳江海科技城

五、留置风暴：历史的清算

2026年1月29日，农历蛇年春节前夕，惠州市纪委监委的一纸通报，将康佳的治理溃败推向高潮。通报称，康佳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周彬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惠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周彬的落马，标志着这位“ 1234 ”战略的主导者、康佳“ 二次创业 ”的操盘手，最终倒在了自己编织的多元化迷梦中。1979年出生的周彬，2001年大学毕业后即加入康佳，从营运管理中心总监一路升至总裁（2017年）、董事局主席（2024年），是康佳内部成长起来的“ 少帅 ”。然而，这位被视为“ 市场化改革派 ”的人物，其治下的康佳却创下了连续14年扣非亏损的纪录。

周彬案并非孤例。同日被通报的，还有康佳集团原副总裁李宏韬。李宏韬1968年出生，历任康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是康佳手机业务的负责人，后分管半导体业务，担任重庆康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4年8月，李宏韬以“ 个人原因 ”辞职，半年后即被留置调查。

两位前高管的落马，揭开了康佳战略冒进背后的治理黑幕。据江西康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朱新明此前的实名举报，周彬涉嫌在 2018年虚增上市公司业绩4000多万元。朱新明称，在周彬授意下，其出借 9552万元过桥款填补业绩窟窿，款项至今未归还。虽然周彬当时回应称“ 诬告 ”，但深圳证监局的调查证实了部分违规事实——2025年12月，深圳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查实康佳在2018年出售安徽开开视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5%股权时，违规确认投资收益，导致半年报信息披露不准确。

李宏韬主导的半导体业务，累计亏损超50亿元，其被查可能涉及Micro LED项目的投资决策、招投标及资金往来问题。重庆康佳光电产业园一期投资75亿元，建设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工程腐败，仍有待调查。

这两位高管的留置，发生在华润集团入主康佳半年之后。2025年7月，华润取代华侨城成为康佳控股股东，随即展开“ 历史包袱清理 ”。周彬、李宏韬的落马，既是华润系对原管理层的“ 反腐清洗 ”，也是康佳三十多年“ 地产+制造 ”混合体制积弊的总爆发。当战略失误与治理腐败交织，当多元化扩张沦为利益输送的通道，康佳的败局早已注定。

六、资产剥离：从“ 现金牛 ”到“ 负资产 ”

2024年，华侨城自身陷入绝境：三年累计亏损260亿元，有息负债1304亿元，资产负债率77.24%。康佳，这个曾经的核心资产，如今成了必须甩掉的包袱。

2025年4月，华侨城宣布将康佳控制权划转给华润集团。7月，股份过户完成，华侨城彻底退出，结束了长达34年的控股历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康佳最后的价值，恰恰在于其被地产裹挟过程中积累的土地资源。2024年11月，康佳公告拟出售西安高新区土地，预计产生23亿元收益。此外，昆山康盛、烟台康云等地的存量土地资源，也在陆续处置中。这些土地，是康佳在“ 科技园区 ”战略下获取的工业用地，如今成为偿还债务、美化报表的最后稻草。

而那些真正属于制造业的核心资产——品牌、技术、渠道——早已在多年的战略摇摆中消磨殆尽。2024年，康佳电视销量跌出行业前十，白电业务营收占比不足15%，手机业务早已消亡。扣非净利润连续14年为负，累计亏损近200亿元。

七、地产戕害制造业样本

康佳的败局，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 战略贪婪+治理内耗+技术短视+腐败滋生 ”的复合型悲剧。但其根源，在于控股股东华侨城将一家制造业企业，强行改造为地产开发的配套工具。

在华侨城的逻辑中，康佳的价值从来不是其制造能力，而是其土地资源、其“ 高科技 ”概念、其作为央企子公司的融资能力。康佳的总部厂区开发、其科技园区布局、其半导体投资，无一不是服务于华侨城的“ 文旅造城 ”战略。当这一战略在2022年后因地产下行而崩塌时，康佳也被掏空殆尽。

康佳总部厂区那块3.7万平方米的土地，本应成为康佳转型升级的基石。但在华侨城的地产逻辑裹挟下，这块地成了内斗的导火索、套现的筹码、跨界败局的起点。当华侨城最终也无力开发，接盘者龙光的塔吊在原康佳大院升起时，一个制造业的时代背影，也随之消失在深南大道的摩天楼群中。

周彬、李宏韬的留置，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注脚。他们既是地产裹挟战略的受害者，也是体制性腐败的参与者。在“ 既要市场化业绩、又要服从央企意志 ”的双重挤压下，虚增利润、利益输送成为维持运转的潜规则。当华润系的新管理层试图割除这些毒瘤时，暴露出的已是深入骨髓的病灶。

在充分竞争的消费电子领域，国企的“ 处长经济 ”（决策慢、看领导脸色）与“ 战略贪婪 ”（什么都想做）结合，即使拥有先发优势，也终将耗尽品牌红利。制造业转型不是简单的“ 多元化 ”或“ 追风口 ”，而是需要在核心产业链上建立不可替代的技术壁垒和高效的决策机制。当企业的核心资产从“ 研发 ”变成“ 土地 ”，从“ 工程师 ”变成“ 关系户 ”，败局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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