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承纠纷中，遗嘱往往是定分止争的关键。然而，当遗嘱内容与法定继承人权益发生冲突时，法院如何平衡“遗嘱自由”与“弱势保障”？近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继承案，便生动诠释了这一法律难题。

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甲，男，1983年2月出生，系被继承人李某乙与前妻梁某甲所生的独子。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凌某甲，女，1964年8月出生，系被继承人李某乙的再婚妻子，也是被上诉人李某甲的继母。

两人现共同居住于广州市越秀区某坊某号某房（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因遗产分配问题对簿公堂。

被继承人李某乙与前妻于1986年离婚，李某甲随母生活。1993年2月25日，李某乙以个人名义与广州某运输公司签订《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购得案涉房屋。协议及售价评估表中未使用他人工龄，亦无证据显示凌某甲参与出资。

2001年9月24日，李某乙与凌某甲登记结婚，双方未生育子女。

2018年11月1日，李某乙去世。其父母早于此前已死亡，故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仅为李某甲与凌某甲。

2021年1月，双方共同办理继承公证，将案涉房屋登记为按份共有：李某甲占1/4，凌某甲占3/4。对此，李某甲解释称：“当时关系尚可，且房管局系统默认该比例，故同意办理。”凌某甲则称：“只是配合办理，未留意比例。”

2025年4月26日，李某甲在其家中旧劳动合同中发现一份落款为“李某丁”、日期为2014年1月10日的遗嘱。遗嘱载明：

“本人李某丁，现立下遗嘱，如本人如有任何意外，现居住的某坊某号某房产，留给儿子李某甲继承。但李某甲一定要善待凌某甲阿姨，照顾凌某甲的生老死葬……我名下的存款及一份平安保险，受益人是凌某甲。”

李某甲随即提起诉讼，要求凌某甲返还其名下3/4产权份额。凌某甲则质疑遗嘱真实性，并主张自己应保留必要遗产份额。

李某甲向一审法院提出两项诉讼请求：

1、判令凌某甲将其持有的案涉房屋3/4产权份额返还，并协助办理产权变更登记；

2、本案诉讼费由凌某甲承担。

凌某甲的主要抗辩理由包括：

• 遗嘱署名为“李某丁”，与被继承人“李某乙”姓名不符，真实性存疑；
• 自己年届61岁，患有肺癌，无稳定收入，符合《民法典》第1141条“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形，应保留必要遗产份额；
• 被继承人生前由其长期照顾，尽了主要扶养义务；
• 双方曾共同办理继承登记，应视为对产权比例的确认。

李某甲则反驳称：

• “李某丁”系被继承人常用别名，其人事档案、水电缴费单、独生子女证等多份官方文件均使用该名；
• 凌某甲已办理退休，每月领取养老金，另从事钟点工，月收入超4000元，生活来源稳定；
• 遗嘱经法庭释明后，凌某甲明确不申请笔迹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
• 自己已承诺保障凌某甲居住权，甚至同意为其设立法定居住权，不会影响其基本生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继承事实发生于2018年，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根据该法第五条：“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关于遗嘱效力，法院指出：

“李某甲已解释遗嘱来源及发现情况，该说法符合逻辑……遗嘱内容表现出对凌某甲的关爱之情及对父母追忆，可侧面印证真实性。”

针对姓名差异问题，法院采信李某甲提交的多份证据，认定“李某丁”即为李某乙。

关于遗嘱形式，法院认定其“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合法有效。关于房产性质，法院查明购房时未使用凌某甲工龄或资金，属李某乙个人财产。

关于时效问题，因李某甲于2025年4月才发现遗嘱，诉讼时效未过。最终，法院强调：

“遗嘱已明确房屋归李某甲所有，故其主张凌某甲返还份额有理，予以支持。”

同时，法院特别指出：“遗嘱要求李某甲善待凌某甲，应按此履行义务。”

2025年，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凌某甲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核心诉求为：

其上诉理由聚焦三点：

1、自己属于应保留必要遗产份额的继承人，年老、患病、无子女、无社保，仅靠打散工维生；

2、遗嘱中“照顾生老死葬”的承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双方已无法正常沟通，更遑论赡养；

3、双方曾共同办理产权登记，应视为对份额的确认，具有法律效力。

广州中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凌某甲是否符合“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条件，从而有权主张必要遗产份额。

法院首先确认一审适用《继承法》正确。接着，重点审查凌某甲的生活状况：

“其不但享有稳定退休金，且尚能从事散工维持生计，不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形。”

法院同时注意到，遗嘱本身已对凌某甲作出安排——指定保险受益人为她，并要求李某甲“照顾生老死葬”。而李某甲在一审庭后出具《承诺书》，二审中进一步明确：

“同意为凌某甲在案涉房屋设置居住权。”

凌某甲亦表示：“如不支持产权份额，同意设置居住权。”

基于此，法院认为：

“案涉遗嘱处分遗产的行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但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在双方自愿基础上，可增设居住权。”

2026年1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1、维持一审判决

案涉房屋100%产权归李某甲所有；

2、新增判项

确认凌某甲对案涉房屋享有居住权直至其去世，李某甲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办理居住权登记；

3、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李某甲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凌某甲负担。

本案典型冲突：遗嘱自由 vs 必要份额保障。

法院并未因凌某甲是继母、年长、患病就突破遗嘱效力，而是严格审查其是否真正“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在查明其有退休金、有劳动能力后，依法维护了遗嘱的权威性。

但同时，法院也通过增设居住权这一《民法典》新制度，巧妙实现了对老年人居住权益的实质保障。既尊重了被继承人的意愿，又避免了“赢了官司、丢了住所”的人道困境。

对公众而言，此案启示深刻：

• 遗嘱应规范书写、妥善保管，避免多年后因“藏得太深”引发争议；
• 居住权可作为遗嘱配套安排，有效兼顾继承与赡养；
• 主张“必要份额”需提供充分证据，不能仅凭年龄或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