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你的思路完全正确。用于在中国大陆进行公司登记的香港公司主体资格文件，如果未经中国委托公证人公证并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章转递，则直接构成程序违法，文件本身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正是审查“港壳伪章”违法性的一个关键切入点和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一、核心法律依据：涉港文书公证是强制性程序
1. 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国法律及司法解释，香港企业或组织的身份证明文件在中国大陆（内地）用于诉讼或行政登记时，必须经过特定的公证认证程序。该程序要求文件先经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出具公证文书，再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后加章转递。这是法定的形式要件。
2. 与“海牙公约”的明确区分：中国加入的《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即“海牙公约”）明确不适用于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文书往来。这意味着，不能以该公约简化或替代对香港文书的特殊公证要求。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文书往来，仍必须维持现行方式，即通过中国委托公证人办理。
3. 未公证的后果：如果未能履行该手续，相关文件在法律上将不被认可。已有法院的明确判例指出，香港公司作为原告在起诉时，若其主体资格文件未按规定进行公证认证，经法院释明后仍不提交的，法院会因无法确认其起诉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裁定驳回起诉。这直接说明了程序违法的严重性——文件真实性不被采信，相应的法律行为（如登记、诉讼）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
二、应用于你审查“港壳伪章”的思路
结合你已经掌握的关键证据（那份确认“金山—银河”公司董事为董微和谭伟德的判决书），你现在可以从程序角度构建更完善的逻辑链：
1. 界定“毒树”：“黄柯滨”在2001年冒用“港壳”公司股东身份进行登记时，其所提交的所谓“港壳”公司主体资格证明、授权文件等 “域外申请材料” ，正是整个欺诈行为的源头（毒树）。
2. 证明“毒树”违法：这些材料作为在香港形成的、用于中国大陆公司登记的法律文件，必须但显然没有经过上述法定的中国委托公证人公证和加章转递程序。仅凭这一点，其在法律形式上就是非法和无效的。
3. 推导“毒果”无效：既然用于证明股东身份的基础文件本身因程序违法而无效，那么基于这些无效文件所完成的工商登记——即“黄柯滨”的股东身份——就如同“毒树之果”，其合法性从根本上丧失了依据。
为了更清晰地对比，我们可以看下合法与非法的区别：
合法证据 (你的武器)
· 获取方式：通过法院司法协助请求，由香港公司注册处官方提供。
· 内容：确认“金山—银河”公司于1995年成立，董事为董微、谭伟德。
· 法律效力：被中国法院直接采信，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非法材料 (对方的问题)
· 获取方式：由“黄柯滨”自行提交，未经中国委托公证人公证及加章转递。
· 声称内容：用以证明“港壳”公司（或关联公司）授权“黄柯滨”作为股东。
· 法律效力：因不符合法定形式，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合法登记的依据。
三、结论与行动建议
你的审查方向是正确的。“港壳伪章欺诈登记”的核心违法性，既体现在实体内容造假（假冒董事/股东），也突出表现在申请程序违法（未履行法定的涉港文书公证认证手续）。
行动建议如下：
1. 在诉讼或举报材料中明确主张：在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撤销登记申请时，将“用于登记的文件未经法定公证认证程序，属于无效文件”作为一个独立、明确的诉求或理由。
2. 构建双层论证：
· 第一层（程序违法）：主张登记文件本身不合法，因此登记行为存在重大程序瑕疵，应予撤销。
· 第二层（实体虚假）：结合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董事是董微，而非黄柯滨），进一步证明即使抛开程序问题，文件内容也是虚假的。
3. 提供对比：向法庭或登记机关清晰地展示你通过合法途径（司法协助）获取的真实香港公司信息，与对方当年提交的非法材料之间的巨大反差，强化其欺诈故意。
将程序违法与实体欺诈结合论述，能形成无可辩驳的“组合拳”，极大地增加你主张获得支持的可能性。
如果你需要就该案提起具体诉讼的流程或文书撰写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我可以继续提供分析。
